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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年夏天的高温让不少人觉得难熬，但翻开清代的史料，会发现两百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热得更让人绝望。

那是乾隆八年，北方大地就像被扔进了火炉，热得连《清实录》都专门记了一笔。

这可不是寻常的暑热，连见惯了寒暑的史官都觉得异常，可见其极端。

乾隆八年（1743）的高温范围很广，北京到山东一带全被笼罩在热浪里，那时没有现代的测温仪器，但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记录。

法国传教士哥比当时住在北京，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的观察，

从公历7月13日开始，北京的热就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甚至连续六天时间白天最高气温都超过了四十度。

7月25日，哥比测得当天温度是35.5度拉谋氏温标。

经后续研究换算，当日实际气温达44.4℃，这一数值也成为15至19世纪中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温。

这样的高温放在没有空调、电扇的年代简直是致命的，北京城里的石板路被晒得滚烫，地面温度最高达到65℃。

不光是北京，河北等地的墙壁被晒得发烫，根本无处可躲。

高温直接带来了大量人员死亡，据当时资料记载，仅仅是北京和周边地区，因为高温死亡的人数就已经上万。

而这还只是有户籍被统计到的，那些没有固定住处的流民乞丐，还有住在偏远地方的根本没人去统计。

护城河里漂着不少尸体，但人们已经没有精力去管他人，那时的人连活下去都难，没人有精力哭，更没人有力气专门去安葬死者。

甚至在刑部大牢里也出了乱子，囚犯们被关在密不透风的牢房里，像被蒸在笼屉里一样，这样的惨状在当时的北方各地并不少见。

极端高温带来的不只是人命伤亡，还让自然和经济都遭了重创。

树木庄稼已经无法存活，甚至有的枝干全变成了焦黑色，一眼望去，像是被大火烧过一样。

庄稼更是成片枯死，本来就干旱，再加上蝗虫趁着灾年肆虐，秋收锐减四成。

水资源的匮乏、物资短缺，进一步加剧了物价上涨，甚至到了斗水百钱的地步。

在当时，一斗水的价格相当于平常一个人几天的伙食费，普通人根本买不起。

至于冰块，更是可望不可及，清代有专门的冰政，冬天从河里凿冰储存到冰窖，夏天供皇室和官员使用。

但那年夏天就算是有钱人，也未必能买到冰。

北京城的冰窖早就被掏空了，私下里冰块的价格炒得极高，穷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连想沾点凉气都难。

面对此情此景，乾隆皇帝内心充满愧疚。

古人认为天谴是由统治者导致，乾隆下了一道罪己诏，在其中反省自己的过错，以祈求上天能降甘霖饶过百姓。

接着他下令从内库里拨银子，在京城九门设置凉棚，为灾民发放冰块和解暑汤，还调拨粮食稳住粮价，防止有人趁机囤积居奇。

最后乾隆带着群臣去祭天求雨，可以说把能做的都做了，后来还真下了点小雨，稍微降了点温。

但这些措施实际效果打了不少折扣，

当时的官僚体系里贪腐问题不少，拨下去的冰块被一些官员偷偷藏起来，转手卖给富人，普通百姓根本见不到。

凉棚只设在城里，乡下的百姓连影子都摸不着，那一万两银子，层层克扣下来，到百姓手里的寥寥无几。

有记载说，当时有官员把官窖的冰运到自家铺子，按高价售卖，一天就能赚几十两银子。

而路边却有穷人渴得趴在井边，连水都打不上来——不少井早就干了。

这场极端高温，成了乾隆初年的一场大劫，它不光是天气异常，更暴露了当时社会应对灾害的脆弱性。

没有现代的降温设备，水利设施不足，救灾物资被层层盘剥，底层百姓只能在酷热和饥饿中挣扎。

后来的地方志里提到乾隆八年的夏天，都说是百年未有之奇热。

那些具体的数字和案例，让后人隔着两百多年，都能感受到那份灼人的绝望。

参考资料：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

[法] 哥比（A.Gaubil）《中国近事报道》（1743 年北京日记）

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续东华录》（乾隆朝部分）

《44.4℃有多热？回顾中国“15—19世纪最严重的高温事件”》北晚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