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实施暴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中国永远都不缺为日本人“洗白”的疯子。

他们高喊“日本人无罪”、“日本人不需要道歉”，甚至拿出各种伪证企图证明日本人的“清白之身”，在这其中，身为南京人的马立诚绝对算是一个典型。

马立诚都做了什么事？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多人为日本洗白？

血色历史不应被遗忘

一位生于南京、就职于《人民日报》评论部的知识分子，本应比常人对那段家国之痛更加感同身受，可是马立诚却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他公开发表言论试图将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一一抹除，即便日本的罪恶早就铁证如山。

这种荒唐事让他成为了中国的耻辱，也不禁让人提出疑问，是什么让他对故乡的血泪视而不见？马立诚曾公然宣称日本不必为南京大屠杀谢罪，因为这件事从根本上就不存在，这不是一时失言，在他那本《对日关系新思维》的书中，他阐述着自己偏执的观点。

主张淡化历史恩怨，甚至将铭记历史视为一种“包袱”，他认为面向未来就必须与过去进行切割，哪怕那过去是三十万同胞的血泪，他觉得自己是理性的，而且对未来是有“高瞻远瞩”的主见的，但其本质就是在将那段沉重的历史抹除。

为了支撑这套奇谈怪论，他甚至拿出一套“严谨”的逻辑，马立诚声称自己查阅大量资料后，认定南京在沦陷前的常住人口仅有二十万，日军占领后一个月才恢复到二十五万，所以大屠杀三十万人遇难的说法根本不可能成立。

他将这些数字罗列，用数字的理论证明日本根本没有做过屠杀，如果真是这样，那些日本兵的证词难道是伪证？那些屠杀的照片是伪证？他就这样轻描淡写将一场反人类的屠戮，轻易归入战争中的“正常伤亡”。

全都是诡辩

历史永远都是历史，历史的痕迹也不容半点质疑，事实从不因某个人的否认而改变，早在1937年的那个寒冬，随着日军攻入南京，这座古都便沦为人间地狱，侵略者撕毁了《日内瓦公约》中关于善待战俘与平民的条款。

对放下武器的军人和手无寸铁的百姓展开了持续的、有组织的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一件件物证沉默地诉说着当年的惨剧，泛黄的照片、锈迹斑斑的武器，以及幸存者在录像中颤抖的口述，都在反驳着任何企图歪曲真相的言论。

美国牧师用摄像机记录下的影像，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视角真实还原了街头堆积的尸骸与难民绝望的眼神，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暴行铁证，不仅如此，近年来新发现的日本军官《从军日志》中，“清扫战场”和“处理俘虏”等字眼正是对无差别杀戮的记录。

当时国际媒体也曾报道过城内发生的骇人暴行，这些跨越国界的证据，全部无一例外都是不能被撼动的真相，马立诚的诡辩在无数的证据面前是那么的苍白可笑，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究竟是什么让一位本应捍卫历史的媒体人，变成了一个满嘴胡话的“疯子”？

疯子就应该有疯子的结局

马立诚早年的履历堪称励志，他凭借个人努力从《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一路晋升至《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重要岗位，那时的他写作颇具深度，为时代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声，是众人眼中颇具希望的学者。

谁知2002年的一场赴日文化交流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谁也不清楚在那段时间他在日本都经历了什么，但是他的警惕心明显降低了，一场“学术交流”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信仰”，他的心不再朝向自己的祖国。

那所谓的“学术交流”，实际就是向他展示了大量篡改过的“历史”，将歪曲侵略历史的观点包装成严谨的学术，日本就是擅长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一些有影响力的访问学者灌输其“友好文明”的国度形象，任何关于二战历史的批判都会被当做是抹黑日本的铁证。

马立诚在回国后，只能用判若两人来形容，他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他罔顾东北人民在日本铁蹄下的苦难，高度评价日本关东军建立的伪满洲国，对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等暴行更是视而不见。

他还大言不惭的讲出了“日本对中国发展做出贡献”的言论，呼吁中国人“忘记仇恨”，并主张日本政府已多次道歉，不必再做纠缠，这些言论一出，立刻激起举国上下的愤怒，互联网的普及，让他的那副嘴脸再也无处遁形。

无数国人怒骂他颠倒黑白，不配作为一个南京人、更不配当一个中国人，这种大放厥词的行为最终让他付出了代价，马立诚因其公开发表的严重错误观点而被撤职，在国内声名扫地，尝到背叛历史的恶果后，他狼狈不堪地远赴日本，本以为能在那里找到庇护与尊崇。

他确实一度成为北海道大学的教授，或许这是日方为拉拢他而给予的头衔，但结局颇具讽刺意味，当他失去了在国内的影响力，其利用价值也随之耗尽，那些曾经将他奉为座上宾的日本人最终也无情地将他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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