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上升,一些西方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疑也不断出现,例如批评中国搞资本社会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等,有的还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
由中宣部主管的《求是》杂志认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质是要将中国模式纳入资本主义或国家威权主义的谱系,从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优越性。
一、
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第一位。中国以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使得西方社会面临一种模式认同的困境:如果承认中国模式,就意味着自身长期奉行的西方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的理念是错误的,意味着西方道路和西方制度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有效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如果不承认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那么中国奉行的又是一种什么模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方国家发明了“国家资本主义”,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区别与自己的“自由资本主义”。
2012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经济学家理查德·麦格雷戈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扭曲和破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国家威权主义,中国的真正目的是“推动威权主义的扩张”。
对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指责,《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大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安排,是在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相适应的。然而,由于“左倾”错误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全面不准确,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也经受了不少波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展开了一场民主自治的改革运动。从这时起,中国的资本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资本家的地位和劳动者的意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二、
上世纪70年代末,800万回城知青和城镇失业大军,令中国经济一度走到了最窘迫的境地。改革开放后,随着个体创业和乡村家庭工业的被解禁,以及城乡小商品市场的恢复,第一批“个体工商户”横空出世,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资本弄潮儿,同时他们也是见证“中国奇迹”的特殊群体。
1978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当时他们还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这些“个体工商户”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却将中国经济列车推入了“高速腾飞”的市场经济快车道。当时大街小巷的“个体户”,开启了中国个体经济时代。
1980年12月11日,19岁的浙江温州姑娘章华妹,以“个体户”的身份,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仅有150元。从那以后,章华妹经营的纽扣生意,每月能赚130元左右,足以让一家人吃饱穿暖——要知道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不过50多元而已。
今天,章华妹的这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营业执照,已被浙商博物馆珍藏。
在当时那个年代,像章华妹这样的个体户曾经在党内引发激烈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的结果是:雇工不超过8人就不算剥削,超过8人就是剥削。
最后,中央对超出8人的雇工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之上。
一开始,成为一个“个体户”并不是一件被周围的人广泛认可的事,人们的观念依然停留在“初级阶段”。章华妹回忆道:“朋友、同学知道我摆小摊,都躲着我,根本不和我说话,那时候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1981年7月7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 鼓励待业青年从事个体经营,有计划地将部分服务业和商业包租给个人,使城市个体工商业获得合法发展。这年年底,全国的个体户首次突破了100万户,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得到了高速发展。到了1985年,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1171.4万户,以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李经纬、南存辉等为代表的新中国的第一代“资本家”,也大多是这个时候投身经济大潮之中的。
不仅城市出现了“资本家”,农村里也出现也第一批“乡镇企业家”。他们通过承包原来的国营的或者集体的小企业,雇佣工人生产,也走上了资本化的道路。而他们雇佣的工人,大多都是本地农民,很多农民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脱离了农业生产外,虽然户口本上仍然是“农民”,其实正在悄悄完成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
相对普通人,这批最高投身商海的资本家虽然收入是普通人的多少倍,但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羡慕他们,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像这种靠剥削致富的资本家,国家一定会出手干预的,说不定一常见醒来,他们的财富就被国家没收了。
三、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这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担心才从人们的心头退去。
以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为标志,中国资本市场正式成立,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1990年12月19日,是A股历史上首个交易日,全天共成交93笔,交易金额1,016万元人民币,其中仅17笔为股票交易,成交金额约49万元人民币。
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魄力。之后,中国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A股市场进入“全流通”时代,为实现市场化定价和股市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资本市场也推动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开启了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诞生的中国证券行业也正处于探索阶段。1997年,中金公司完成中国电信(香港)(现中国移动)的H股发行工作,开创大型央企改制并于海外上市的先河,为当年亚洲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也是截至1997年底最大的中资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海外投行逐渐认识到,新生的中国证券行业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1996年12月,中国证监会公布《关于股票发行与认购方式的暂行规定》,将“全额预缴、比例配售、余额即退”与“上网定价”、“储蓄存款挂钩”并列为三大发行方式。这一阶段的资本市场虽不成熟,却为进入21世纪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摘掉了资本市场“试点”的帽子,交易所在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另一个值得铭记的是,中国第一部《公司法》于1993年诞生后,个体工商户大规模“升级”,他们不再满足于练摊,而是利用积攒下来的“第一桶金”创办公司。越来越多的人踏入了个体工商户的行列,许多公司从原来国有、集体转为民营,市场经济更加成熟,从而一举改变了当时百姓的日常消费方式。
1998年,马化腾意识到互联网蕴含巨大机遇,辞职创办腾讯;1999年,由硅谷回国的李彦宏,连同5个技术人员创建百度;同年,马云和他的团队在杭州以50万元开始创业,阿里巴巴诞生。这三家创业公司最终成为了我国互联网领域的三大巨头。
四、
据相关数据统计,1992~2002年,10年间,全国私营企业的户数从14万户增加到243.53万户,注册资金由221亿元增至24756.22亿元。干部下海经商,农民工返乡创业,下岗人员、大学生以及留学归国人员自主创业形成了新的热潮。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商事制度”,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截至2016年10月,全国实有个体工商户5800.6万户,私营企业2222.9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748.9万户。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由1990年底的8家增至2024年底的5423家,总市值也由24亿元增至94万亿元人民币,市场规模快速扩张。虽然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制度性缺陷和结构性矛盾,但随着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基础制度逐步完善,市场走向规范和繁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上升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从资本在中国四十年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正如总设计师说的那样,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参考资料:
《每日经济新闻》“《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从零到70万亿市值的伟大成就》
《新民周刊》:《个体户,经济大潮中沉浮》
更新时间:2025-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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