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接到“催收”敢用私人号码给你打电话，这说明了什么呢？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贷后风控作为保障信贷资产安全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一种以 “私人手机号” 为伪装的催收骗局悄然滋生，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更让不少借款人陷入财产损失与精神困扰的双重困境。这类骗局往往利用借款人对法律知识认知的缺失和 “逾期”之后对于“催收”恐惧心理，伪装成正规金融机构的贷后人员，通过隐蔽性强、迷惑性高的手段实施诈骗，成为互联网金融领域不容忽视的极大风险隐患，而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催收”用私人手机号都有哪些风险，接到这种“催收”的电话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了。

客观的来讲，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贷后风控这块的合规性一直都备受关注，因此相关部门以及互金协会也出台了指定性的文件，甚至在《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等监管要求，必须使用官方备案的固定电话专用催收号码、明确告知身份信息、禁止暴力或骚扰性催收等。但骗局的制造者恰恰利用了以下漏洞，将 “私人手机号” 变成诈骗工具：这样或许能有效的遏制违规催收行为，但是却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部分借款人对贷后催收流程不熟悉，尤其在逾期后容易因焦虑、恐慌失去判断力让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力，特别对 “私人手机号来电” 缺乏警惕骗子正是抓住这种心理，谎称 “用私人号联系是为了‘通融’处理逾期”“避免留下官方催收记录影响征信”，让借款人放松戒备。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时代个人金融信息共享泄露问题突出，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借款人的姓名、借款平台、逾期金额等详细信息，甚至能准确说出 “你在 XX 平台借了 XX 元，已逾期 XX 天”，这种 “精准信息” 让借款人误以为对方是正规机构工作人员，从而陷入信任陷阱。

2017 年，受家庭开支与临时资金周转需求影响，河南新乡的郝先生开始关注互联网网贷平台。在对比多家平台后，他选择了一家总部位于上海、当时市场知名度较高的网贷平台，认为 “大平台更靠谱”。然而，首次借款的流程就让他察觉到了异常。

“我在 APP 上申请借款 3000 元，借款周期选的是 14 天，提交资料后很快就显示‘审核通过’。” 郝先生回忆，当时平台提示 “贷款已发放”，但他查询银行卡时却发现，实际到账金额仅为 2650 元 —— 少了的 350 元，被平台以 “服务费”“风控审核费” 的名义直接扣除。

“我当时就联系了平台客服，问为什么到账金额和申请金额不一样。客服说这是‘行业惯例’，350 元是为了覆盖贷款审核、风险评估等服务产生的费用，属于‘前置收取’，不包含在后续的还款利息里。” 郝先生表示，由于急需用钱，且客服反复强调 “所有用户都是这样的流程”，他只能接受这一结果。

更让他无奈的是，这样的 “缩水” 并非个例。在 2017 年的半年时间里，郝先生因资金需求先后在该平台借款 4 次，每次申请金额均为 3000 元，借款周期均为 14 天，而每一次的实际到账金额都固定为 2650 元 ，这4 笔借款下来，他累计被扣除的 “服务费” 高达 1400 元，相当于每笔借款的隐性费用占申请金额的 11.67%。

但是，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七十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2021 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的除外”，无论是过去的 “年利率 36% 红线”，还是现在的 “LPR 四倍上限”，核心逻辑都是 “以实际借款金额计算合理利息”，禁止平台通过隐性收费变相突破利率上限，这已经很明显了，这家网贷平台已经违背了相关的法律条款。

为了合理的偿还这家网贷平台的贷款，郝先生也曾多次和这家网贷平台客服沟通依据相关法律条款中明确的利率标准还款，但均遭到了拒绝，甚至于在郝先生和这家网贷平台沟通的时候，还接到了许多“陌生人”用私人号码冒充“催收”的名义打电话骚扰，甚至还威胁郝先生立即偿还平台所欠债务，这让郝先生非常生气，怒斥这家网贷平台是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甚至于还多次报警，但因对方使用的是私人号码，甚至还是一些注册都没有注册的虚假号码，郝先生的报警始终无法立案。

“本以为私人手机号催收已经够离谱了，没想到连‘实名制’手机号的骚扰都躲不掉，后来才知道，这些号码的登记人和实际使用者根本不是同一人，全是催收用骗局套来的！” 这是郝先生在经过这些年被恶意骚扰后的一种感触。

说实话，在郝先生还清上海某网贷平台的欠款后，本以为能摆脱借贷的困扰，却发现自己的手机仍频繁接到陌生来电。与之前的 “虚拟号”“异地私人号” 不同，这些来电显示的号码均为 “实名制” 注册，通过手机号查询（部分手机安全软件可显示基础归属信息），能看到明确的登记人姓名，甚至部分号码的归属地与郝先生所在的河南新乡高度重合。

“一开始我以为是正规平台的后续跟进，接了电话才发现，还是催收的套路：要么威胁我‘有未结清的隐性费用’，要么谎称‘可以办理债务减免，但需要先交手续费’。” 郝先生无奈地说，即便他反复强调 “所有欠款已还清”，对方仍会隔三差五拨打，甚至在深夜、凌晨时段来电，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更让郝先生疑惑的是，当他尝试通过运营商投诉 “恶意骚扰” 时，却被告知 “号码为实名制注册，且当前使用状态正常，需提供明确的骚扰证据才能介入”；而当他提出 “查询号码实际使用者是否为登记人” 时，又因 “用户隐私保护” 无法获取更多信息。直到后来，他偶然结识了一位曾从事网贷催收的知情人士，才揭开了这些 “实名制” 骚扰手机号的真相，这些号码的登记人，大多是其他陷入债务困境的借款人，而非实际进行催收的人员。

根据郝先生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的信息，催收团队获取这些 “实名制” 手机号的手段，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债务人的 “二次骗局”。其操作链条清晰且隐蔽：

首先，催收人员会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一批 “有逾期记录的借款人名单”，这些人往往因债务压力大、急于寻求解决方案，容易陷入新的陷阱。随后，催收人员会用虚拟号或其他匿名方式联系这些借款人，自称是 “网贷平台的债务减免专员”，或 “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工作人员”，声称 “可以帮你申请减免 50%-80% 的欠款，但需要你配合完成一个‘身份验证流程’， 用你的身份证办理一张新手机卡，绑定我们的‘调解系统’，方便接收减免通知和进度更新”。

为了让骗局更具说服力，催收人员还会发送伪造的 “债务减免协议模板”“平台授权函”，甚至承诺 “办理完成后，当天就能收到减免确认通知”。对于急于摆脱债务的借款人而言，“减免欠款” 的诱惑远大于对 “办新手机卡” 的警惕，往往会按照催收人员的要求，用自己的身份证到营业厅办理新的实名制手机号，并将手机号、短信验证码一并提供给对方。

然而，这些手机卡最终并未用于 “接收减免通知”，而是被催收团队收走，成为用于骚扰其他借款人的 “工具号”。登记人是真实的借款人，实际使用者却是催收人员，这种 “身份错位”，恰好成为催收团队逃避监管与追责的 “保护伞”：一旦被骚扰对象投诉，运营商或监管部门查询到的是登记人的信息，而非催收人员；即便登记人发现自己的手机号被滥用，也因 “曾自愿提供” 而难以自证清白，最终导致追责困难。

“说白了，就是用一个骗局套另一个骗局。” 郝先生气愤地说，“本身已经被网贷逼得喘不过气，还要被催收当成‘背锅侠’，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帮他们干违法的事，太黑心了！”

面对这些被滥用的 “实名制” 手机号，一个核心问题浮出水面：为何催收人员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手机号，用于开展催收工作？ 答案其实显而易见 —— 无论是恶意骚扰、威胁恐吓，还是变相收取费用，这些催收行为本身就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催收自律公约》等法律法规，甚至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

如果催收人员使用自己的实名制手机号开展非法催收，一旦被骚扰对象保留证据（如通话录音、短信截图）并报警，警方可通过手机号直接锁定使用者身份，顺藤摸瓜查处整个催收团队。正如郝先生所说：“要真敢用自己的身份办号催收，估计用不了几天，派出所就会上门请他们‘喝茶’了。”

而通过 “债务减免” 骗局套取他人手机号，恰好规避了这一风险：一方面，实际催收人员的身份始终 “隐身”，监管部门难以直接追溯；另一方面，即便登记人被牵连，也因 “自愿提供身份信息办卡” 的情节，导致责任认定复杂，给催收团队留出了 “甩锅” 的空间。这种 “低成本、低风险” 的操作模式，让部分不法催收团队愈发肆无忌惮。

准确的来说，“实名制” 手机号本应是规范通信行为、保障用户权益的制度设计，却被不法催收团队异化为 “逃避追责的工具”，本质上是监管对 “手机号实际使用者与登记人一致性” 的核查存在漏洞，也是对 “债务减免类骗局” 的打击力度不足。

郝先生的遭遇，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反映出网贷催收领域仍需进一步加强监管：一方面，需推动运营商建立 “手机号实际使用人核验机制”，对短期内频繁更换使用设备、高频次骚扰他人的手机号，及时触发风险预警；另一方面，需加大对 “以债务减免为饵套取个人信息” 的打击力度，从源头切断催收团队获取 “工具号” 的渠道。

唯有堵住这些漏洞，才能让 “实名制” 回归其制度初衷，让不法催收失去 “隐身衣”，真正保障借款人的合法权益与生活安宁。（特约稿件 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