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何用铜“拿捏”清朝经济？

在早期近代，日本卖给中国的铜是最值钱的单一商品，但这可不是简单的买卖——德川幕府把它当成一个精心设计的“财政开关”，用来调控经济、赚取利润。

为什么铜这么重要？
因为当时中国的货币体系主要靠铜钱支撑。光是北京铸钱局，每年就需要超过400万斤新铜（约2400吨）。而18世纪初，云南的铜矿产量只能满足其中三分之一。反观日本，17世纪开发了安艺、别子、院内等富矿，到1700年左右年产铜约8000吨，远远超过自己铸币的需求。于是从1680年代到1760年代，日本出口的“洋铜”长期占清朝铸钱用铜的60%–65%，其余才由云南经长江水运补充。可以说，日本铜是清朝保持钱币流通的生命线。

幕府怎么操作这套制度？
日本方面，幕府设立了“铜座”（1609–1871），以固定低价收购全国铜矿的铜，再通过长崎贸易机构“长崎会所”以更低的价格卖给中国商人。这看起来是亏本生意，其实是幕府有意设计的：通过压低铜价，他们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换回中国的糖、药材、生丝等紧俏货，再在国内高价卖出，利润全进了幕府口袋。
中国这边呢，清朝户部特许一批“官商”，每年夏天从浙江乍浦驾驶武装商船前往日本。每艘船必须运回1000箱铜（约100吨）。铜运到苏州后，再分送到江苏、江西、直隶、山西、陕西等省的铸钱局。同时，也有一部分私商在做小规模的并行贸易。

贸易规模是怎么变化的？

• 1684–1715年：贸易开放期，每年最多有70艘中国船进入长崎，运出铜约4000–5000吨，返程时装载糖、丝绸、人参、明矾等货物。
• 1715–1790年代：幕府开始限制，每年只允许20艘（后来减少到10艘）中国船来贸易，但提高了每艘船的载铜量，因此年出口量仍保持在3000吨左右。
• 1790年代以后：日本铜产量下降，海带、干鲍鱼、海参、鱼翅等海产品逐渐替代了一部分铜货。但即便到1830–1832年，铜仍占中国商船返程货重的46%左右。

这对双方经济有什么影响？
对日本来说，不用流出自家的白银，就能进口糖、中药、丝绸等战略物资和奢侈品，同时幕府通过低价统购、高价转卖中国商品，赚取了巨额“财政租金”——尽管矿主的利润被压低了。
对中国而言，在18世纪后期云南铜矿增产之前，日本铜稳定了清朝的货币体系，使得从山西到四川的内陆地区都能维持钱币流通。清朝官员也依赖这份稳定的日本铜供应来完成中央下达的铸币任务。

简单说，早期近代的中日铜贸易，把日本的过剩铜矿变成了支撑清朝金融体系的关键商品，同时让德川幕府牢牢掌握了对外贸易的主导权和财政收益。直到1800年后，随着日本铜矿减产、中国云南产能上升，这套运行了百余年的“铜—货交换体系”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