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决定命运，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印度的种姓制度有多窒息？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种姓制度，正在锁死印度的未来。

在印度，很多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贴上了无形的标签：只能住在村子最边上，只能干最脏最低贱的工作，不能喝同一口井的水，不能走同一条路。

孩子在学校也只能坐在角落里，吃饭还要分桌，长大后即使有本事也进不了好单位、升不了好职位，更不能跨阶层通婚，稍有越界就要挨打受辱。

这个标签的名字，就叫“种姓制度”。

很多人以为，种姓已经是过去式，或者只是宗教仪式里的陈年旧章。

现实却正相反。

它是一座看不见的高墙，白天躺在法律的字缝里，晚上活在日常的规矩里。

它既能披着传统的外衣，也能学会现代的玩法。

选举到了，它变成票仓；

分配福利时，它成了资格；

求学求职时，它化为关系和背景；

就连在虚拟的网络中，也能看见它无处不在的挑拨和排斥。

它不只是历史的影子，更是当下的规则。

种姓制度让无数印度人民贫穷，却也让他们习以为常。它把歧视说成是“宗教责任”，把隔离说成是“保持纯净”，把不平等说成是“宇宙分工”；高种姓因此心安，低种姓因此沉默。

久而久之，很多人便接受了命运的摆布，把“前世今生”的说法当作解释，把“安分守己”当作唯一的出路。尊严被一点点吞掉，连反抗的勇气也被磨平。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前提下，实现真正的繁荣富强。

人才被错配，产业失去动力；

社会被切割成彼此防备的小圈子，公共政策一再被身份政治绑架。

哪怕有宪法和法律，哪怕有配额和扶持，也无法把“出身决定一生”的潜规则从观念里、从婚姻里、从基层治理里连根拔起。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用最直白的语言，回答这个最复杂的问题：

种姓制度到底给印度带来了什么？

它是怎么形成的，又是怎么运转的？

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制度改得动吗，又该怎么改？

什么是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的各种弊端，其实印度人都知道，尤其是执政者。

莫迪“老仙”自己就是第三等级的吠舍，虽然比最低等的达利特好不少，可从小到大也没少被歧视。但纵观老仙在位的这11年，丝毫没有废除种姓制度的苗头。

印度种姓制度3000年的历史里，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像样的暴力抗议、或者武装起义。

上层是既得利益者，不必反抗；

下层的被歧视、被剥削者，也视这一切为理所当然，不可更改。

种姓制度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

因为印度人的头上压着“神话宗教背书”、“权力逻辑”、以及“社会规矩”这三座大山。

印度教最古老的圣典《梨俱吠陀》里，有个“原人献祭”的故事。“原人”，也就是梵天献祭了自己，他身体的不同部分化为了世间万物，并由此创造了四个主要的社会等级。

婆罗门由原人的嘴化成，象征着知识和言语，天生就是祭司和学者；

刹帝利由原人的双臂化成，象征着力量和权力，负责战争和统治国家；

吠舍由原人的大腿化成，象征着生产与财富，负责经商和种地；

首陀罗，由原人的双脚化成，象征着服务与支撑，只能干苦力，当劳工和仆役。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被排除在“原人身体之外”的达利特，也叫不可接触者。这类人连脚都不如，是不洁净的，也是最被歧视的阶层，只配干最脏最低贱的活。

就是这套披着神话和宗教外衣的说辞，把不平等讲成了天经地义。

谁要是反对，那就是在跟宇宙、跟信仰、跟神作对。

除了神话宗教背书，种姓制度还有一个起源。

印度学界认为和雅利安人的入侵有关，简单来说，就是外来者用等级当统治工具。

大约在公元前1500到公元前600年，有一群自称“雅利安人”的印欧语系游牧部落，从中亚侵入、或迁徙至印度次大陆，征服了当地的原住民。

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以及保护种族纯洁性，他们弄出一套特别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

肤色较浅的征服者将自己定位为高贵的上层种姓，也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

而被征服者，肤色更深的本地人，就被打压成最底层的首陀罗。

后来，《摩奴法论》把种姓制度写进了法典，近代英国殖民的人口普查和登记分类，又把原本还能流动一二的身份给“钉死”成白纸黑字的种姓标签。

英国人还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给予特定种姓群体优待，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种姓间的对立和身份认同，把这堵墙越砌越厚。

据《独立报》估计，在印度14亿多人口中，超过2/3的人处于种姓制度较底层，其中达利特人约占2亿。在制度的压迫下，他们世袭贫穷，几乎没有阶层跃迁的机会。

尤其是达利特人，因为他们“不洁”，是“被污染”的贱民。

所以他们至今都只能住在村子的边缘地带，不能使用公共水源，被严格限制进入寺庙和商店，只能从事清理排泄物、下水道、垃圾；处理尸体、火化、剥皮、制革这样的职业。

这种压迫并不仅限于传统的农村社会，而是延伸到了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

达利特儿童在学校被禁止坐在前排，不能与其他种姓的孩子一起吃饭或玩耍，还要被老师和同学集体欺凌；贫困叠加歧视，导致了达利特儿童的辍学率极高。

数百万达利特儿童沦为童工，失去了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

针对达利特人的暴力更是家常便饭。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每年记录的针对达利特人的暴力案件高达约45935起。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超过125起暴力事件发生。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针对达利特妇女的性暴力，平均每天约有10名达利特妇女遭到强奸，而施暴者往往因为拥有身份庇护而逍遥法外。

种姓制度不仅在外部世界建立了一座座藩篱，更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构建了无形的牢笼。低种姓人长期被洗脑——“你这辈子的地位是前世的报应，这辈子赎好罪，下辈子才会好”。

这套说辞把社会不公变成了“个人业力”，把反抗变成“不懂法、不听话”。

久而久之，人们的自我价值被掐断后，只能内化出自卑、无力和自我怀疑。

就像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太阳是金色的。

出生在达利特家庭的孩子，天生就会认为自己矮人一截。

被绑住手脚的国家

种姓制度不只残害个体，也给国家戴上了沉重的脚镣。

首先是经济上的“错位与锁死”。

在印度，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天分、教育、努力，而是出身。

高种姓长期把持知识与精英岗位，低种姓则被锁在低技能、低收入行业里。

财富和机会代际严重固化，贫者恒贫、富者恒富。

一个天资聪颖的达利特青年，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成为科学家或企业家；而一个能力平庸的婆罗门子弟，却可以轻易获得优质的教育和职业机会。

其次，种姓制度对印度现代化进程也构成了多重障碍。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印度的IT和外包产业很发达，制造业喊了10多年却一直在原地踏步，这跟低种姓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高种姓又普遍不愿从事体力劳动有很大关系。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社会惰性。

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指出，巨大的社会惰性是印度经济落后的主因。

种姓制度所倡导的安于天命、不追求个人奋斗的价值观，以及对传统和等级的固守，共同构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惰性力量，抑制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

既然努力了没有用，不努力也不会变差，我命不由我只由天，那谁还愿意费劲改天换命呢？

说完了经济上的枷锁，我们再来说说印度民主政治的悖论。

印度独立后采纳了现代民主制度，特别是“一人一票”的普选制。

这一制度本应是打破等级壁垒、实现平等的有力工具，但结果却背道而驰。

民主非但没有消灭种姓，反而为种姓赋予了新的政治生命。

普选制的引入，使得人口数量成为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低种姓和达利特群体，一夜之间从被压迫的对象，变成了各政党争相拉拢的“票仓”。

印度的政党很快便适应了这一新的政治生态，发展出了一套以种姓为核心的选举策略。

也就是所谓的“种姓政治”。

政党在选择某一选区的候选人时，首要考虑的往往不是能力或政纲，而是所属的种姓是否在该地区占有人数优势。

不可否认，在种姓政治下，低种姓人群也有了发声渠道，但日子却并没有变得更好。因为政客们承诺的只是小恩小惠，而不是长期改革，没有人有胆量去挑战真正的硬骨头。

因为一旦涉及这些，就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票仓可能会散、捐助会变少、地方强人会翻脸。

于是大家心照不宣：

发点现金、送些物资、修几段路、搞几场盛大的庆典，照片一拍，政绩就有了。

至于孩子们是否能获得教育机会、女孩子能不能安全上学、工厂是否愿意招聘低种姓求职者、警察敢不敢抓真凶，都只能是“下次再说”。

更悲哀的是，即便是如此有限的配额和福利，还经常会被相对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社会资源更好的“奶油层”截走，最穷、最偏远、女性等最该被帮助的群体，反而获益最少。

种姓制度能改变吗？

前面咱们说，种姓制度有这么多弊端，印度民众深受其害，却没有任何一次像样的武装反抗。

这就要说到印度人的神奇之处了——比起枪杆子，他们似乎更喜欢笔杆子，把不满变成文字、诉状、请愿、演讲和诗歌，把冲突搬进法庭、议会、报纸和广场。

公元前6世纪，以佛教和耆那教为代表的新兴宗教，宣扬“众生平等”理念，反对以出身定贵贱的种姓划分。佛教明确主张，人的尊贵与否取决于他的行为，也就是业，而非血统。

这些宗教的兴起，在思想上对种姓制度构成了第一次重大冲击。

然而结局咱们都知道，佛教已经从它的诞生地消失得差不多了。

在现代，对种姓制度最彻底、最猛烈的批判，来自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博士。

他本人出生于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凭借惊人的才华和毅力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法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

他坚持在宪法中写入平等、自由、正义等普世价值，并设计了一系列保护和提升边缘化群体地位的条款。

然而，法律的文本与社会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尽管宪法和法律明确禁止，但种姓歧视和不可接触现象在印度，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普遍存在。种姓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思维习惯，仍然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

执法不力、司法程序的拖延、受害者因恐惧或无知而不敢报案，以及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共同导致了法律的“空转”。

最终，因为对现状感到绝望，安贝德卡博士于1956年带领50万追随者，集体皈依佛教，以此作为与种姓制度彻底决裂的最后姿态。

一波又一波的温和敲钟人都失败了，前地球“最大搅屎棍”——带英出手了。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英国殖民者开始在教育和公职领域，为低种姓群体保留一定名额。

这种做法的确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培养出了新的中产、知识分子、官员，提升了底层民众的政治代表性。但争议也很尖锐：

谁算“落后”、配额多少合适、是否被“奶油层”反复占用、是不是影响“绩优原则”、会不会把“种姓”更制度化？尤其最后一点，甚至被认为是现在印度种姓制度严重化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要想帮助被种姓压迫的人，就得先在制度里承认、统计、分配“种姓”。

这就等于在现代国家框架下，承认了种姓制度的合法身份，从一个需要被消灭的社会弊病，转变为一个可以带来权利和福利的政治经济身份。

结果只能是，打着最终实现无种姓社会政策的旗帜，却在现实中成为了强化种姓意识、激化种姓政治竞争的最主要动因。而且由于受益者众多，印度没有一个政党敢于提议废除它。

说了这么多失败案例，种姓制度难道真的就无法破除吗？

在印度这么个各方面都烂到家的地方，极大概率是的。

印度的政治结构、社会版图、宗教碎片化和地方既得利益，决定了它只能是拉锯战，每迈一步，都要被拽回半步甚至倒退。

你想指望它来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清洗，还不如指望三轮车跑得比高铁快，靠它自己是无望了。因此，印度未来的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种姓制度还会继续“吃人”，大吃特吃。

历史从来都不是被一点点磨平的，不破不立，方能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