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笔记462 ：欧洲一体化是帝国的替代品吗？

1、欧洲一体化的首要引擎是冷峻的经济现实。战后西欧国家面临双重困境：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工业基础，同时应对因殖民地丧失而萎缩的传统市场。单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过于狭小，无法支撑现代工业所需的规模经济。1951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其表面目标是管控战争工业，深层逻辑则是整合法德等国的核心资源，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随后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1958年）旨在建立共同市场，彻底打破内部关税壁垒。对于法国和意大利，这意味着为其工业品打开更广阔的销路；对于德国，这是其“经济奇迹”得以持续的关键出口市场；对于所有成员国，这是对失去的帝国市场的结构性替代。一体化的“黄金时代”与西欧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1950-1973）高度重合，这并非巧合。共同市场通过促进竞争、专业分工和技术扩散，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框架。

2、法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设计师和方向盘。在戴高乐等领导人看来，一体化是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的工具：永久约束德国，使其力量为欧洲所用而非危害欧洲；构建一个独立于美苏的“第三力量”，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同时解决国内棘手的农业问题。法国农业人口众多，生产效率低下但政治影响力巨大。在《罗马条约》谈判中，法国以同意工业品自由贸易为筹码，成功将建立“共同农业政策”（CAP）作为核心条款。CAP通过价格保障和出口补贴，为法国农产品创造了稳定且有利可图的巨大市场，特别是向德国出口。这笔“政治交易”使法国农民从一体化的潜在反对者变成了坚定支持者，也使得CAP在数十年间消耗了欧共体绝大部分预算，成为一体化最昂贵但最牢固的黏合剂。

3、对战后联邦德国而言，欧洲一体化是其生存与复兴的唯一出路。阿登纳总理将“欧洲主义”定为国策，其核心是“以主权换信任”。德国心甘情愿地让渡部分经济主权（如接受CAP的巨额分摊），并在政治与军事上保持低调（如承诺不制造核武器），以换取西方世界的完全接纳、恢复完全主权国家地位，并实现与法国的历史性和解。一体化机制为德国提供了完美的框架：既能利用其经济实力成为欧洲增长的引擎，又能将其政治影响力包裹在“欧洲共同利益”的外衣下，避免邻国的恐惧。1963年的《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将这一和解制度化。德国通过成为“欧洲的德国”，成功洗刷了纳粹历史，并最终在和平环境中实现了国家的重新统一与崛起。

4、对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小国而言，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在巨人夹缝中生存与繁荣的最佳方案。在经济上，它们高度依赖贸易，关税同盟能为其带来立竿见影的繁荣。在政治上，超国家机构（如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是它们制约法德大国、在共同体决策中捍卫自身利益的重要平台，比纯粹政府间谈判更有力。在地缘安全上，身处冷战铁幕最前沿，它们深知自身无法独自防御，一个紧密联合、且与美国结盟的西欧是其安全的根本保障。因此，欧洲小国往往是一体化最坚定的推动者和“联邦主义”理念的支持者，希望看到一个更强大的超国家欧洲，以提供更稳固的规则保护和更平等的发言权。

5、英国的欧洲之路充满矛盾与痛苦，本质是其帝国心态的缓慢死亡过程。战后初期，英国自视为与美苏并列的“三巨头”之一，其经济联系重心在英联邦，安全依赖英美特殊关系，对欧洲大陆的“超国家”工程充满怀疑甚至蔑视。它于1960年牵头成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一个仅限于工业品自由贸易的松散组织，试图与欧共体抗衡。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英联邦贸易比重持续下降，经济增长速度远落后于欧共体六国。苏伊士危机更证明其全球影响力已成幻影。历经三次申请，两次被戴高乐以“英美特洛伊木马”为由否决，英国最终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这不是出于浪漫的“欧洲理想”，而是对国家衰落的痛苦承认和实用主义选择——帝国的大门关闭后，欧洲是唯一可选的后院。

6、共同农业政策（CAP）是欧洲一体化早期最具体、也最扭曲的成果。它是一套复杂的价格干预和补贴体系，旨在实现农产品自给自足、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农村社会。CAP取得了显著成功：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从粮食进口方转变为出口方。但其代价异常高昂：它创造了人为的高价，催生了巨大的生产过剩（著名的“黄油山”、“葡萄酒湖”），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错配和环境负担，并引发了与美国的长期贸易争端。CAP本质上是一项社会与政治政策，而非经济政策。它用全体消费者和纳税人的钱，赎买了法国、意大利等国庞大的农业人口对一体化的政治支持，防止了农村民粹主义的反弹，是欧共体得以巩固所付出的必要“政治溢价”。

7、欧共体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超国家”与“政府间”混合的治理架构。欧洲委员会作为超国家机构，拥有立法倡议权，代表共同体整体利益；部长理事会代表成员国政府；欧洲议会提供有限的民主监督；欧洲法院则通过司法裁决逐步确立了欧盟法的至上性原则。然而，主权让渡的边界始终是争斗焦点。1965年，戴高乐因不满委员会扩权，制造了持续半年的“空椅子危机”，最终达成“卢森堡妥协”，变相赋予了各国在重大利益问题上的否决权。这一事件确立了欧共体早期“政府间主义”的主导色彩：重大决定仍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这种制度设计上的二元张力——是走向联邦，还是维持主权国家俱乐部——贯穿了欧洲一体化至今的全部历史。

8、除了经济利益，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崇高的政治理想。对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一代欧洲政治家而言，一体化意味着永久终结法德世仇，将民族国家的对抗熔铸进一个共享的法治与和平框架。这种“以经济达致政治”的智慧，背后是康德“永久和平”哲学的理想主义情怀。对于知识精英，一个统一的欧洲代表着在美苏冷战夹缝中，复兴欧洲文明、捍卫其独立性与世界影响力的希望。舒曼宣言中“使战争变得不仅不可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不可能”的表述，正是这种抱负的核心。尽管普通民众的“欧洲认同”成长缓慢，且远未取代民族认同，但这一理想主义叙事为技术性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道德合法性和情感吸引力。

9、欧洲一体化自始就包含着复杂的对美关系维度。美国最初积极支持西欧联合，视其为对抗苏联的经济堡垒和政治盟友。但随着欧共体羽翼渐丰，分歧显现。法国戴高乐主义尤其体现了欧洲的独立诉求：发展独立核力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与东方阵营缓和，旨在摆脱美国控制。相反，英国则视紧密的英美关系为其全球角色的基石，入欧后也常扮演“跨大西洋桥梁”角色。这种根本性分歧——欧洲应是美国的平等伙伴还是忠实附庸——导致了欧美在贸易（如农产品争端）、金融（如美元地位）和外交（如对苏政策）上的频频摩擦。欧共体在外交政策上的软弱，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成员国外交优先次序（亲美或自主）的南辕北辙。

10、早期欧共体并非一个崭新的乌托邦，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帝国时代西欧国家适应现实的产物。它对外实行共同关税，具有保护主义的“堡垒欧洲”特征；其内部运作中，大国（尤其是法德）主导的决策模式，依稀可见大国协调管理“势力范围”的影子；共同农业政策则像是将原先帝国特惠制移植到了欧洲内部。一体化并未真正解决帝国的遗产问题，而是将其影响范围从全球收缩到欧洲区域。它提供了一个框架，让衰落的列强能够通过联合，在一个较小的地理范围内维持其繁荣、影响力以及某种集体身份认同。因此，它既是帝国的替代品（提供了新的增长市场和政治舞台），又是帝国思维与结构在区域层面的某种延续与转型。它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妥协和路径依赖的历史进程，其最终形态至今仍在演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