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遗址：从红山文化到红山文明

谈及中华大地的文明史，目前官方的主流观点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那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如何理解我国“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

从语源学角度考察，“文化”（culture）的本义是栽培、耕作，相对于自然（nature）而言，凡是经过人的加工创造的事物都属于文化。因此，关于文化的一个最广泛的定义是“文化即人化”，也就是指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古拉丁文civis和civilis，其本义是城市居民，引申为罗马人的公民身份，含有较之当时的外乡人特别是蛮族的生活状态更为优越之意，因此“文明”是相对于“野蛮”（savage）或“原始”（primitive）而言的。但“文明”在后世的演变和使用情况远为复杂。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文明的涵义，既可以作广义讲，又可以作狭义解释。若按狭义来说，就是单纯地以人力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或增多衣食住的外表装饰。若按广义解释，那就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要励志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的境界。”亦即狭义的文明限于物质领域的发展，广义的文明包括物质领域的发展和精神领域的进步。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虽然他将文化与文明看作同义语，指称作为人类活动的整体成果。但是文化与文明内涵还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而所谓中华“一万年的文化史”，是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该领域通过开展一系列实地民族调查而对整个人类所具有的各种文化形态及文化演进展开研究，其有关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早期国家等问题的理论，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参照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能源、汲取能量的过程，食物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一环。距今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进入新石器时代阶段之际，农业起源也随之开启，这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底色。目前已发现确认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两大区域。这些遗址所反映的古人类定居生活和耕种行为的遗迹遗物，揭示出农作物驯化和农业起源在我国至少可追溯到一万年前。值得强调的是，在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下，距今万年之前就形成稻作和旱作（即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的雏形。

所谓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我国文明史已历经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利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稳定同位素等相关科技考古手段综合表明，在距今5500年前后，黄河、长江以及西辽河等地已经分别形成了“谷豕是飨”“饭稻羹鱼”为主要生业特点的农业社会，这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生业经济基础。换言之，农业生产出现后，人们开始定居生活，逐渐有了社会分工、社会生活与多样化的精神世界，自此贫富分化也渐次发生，直至产生了王权。随着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国家最终诞生，虽然最早的国家还被称之为“古国”。这印证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显示，距今55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这突破了西方以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所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的国家形成”的“三要素说”，根据中国的考古材料（尤其是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凌家滩遗址以及良渚古城和陕西石峁遗址的发现），这些遗址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中国考古学家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那么，按照以上的概念，我们如何理解红山文化以及红山文明。根据现有考古成果，我们发现红山文化是在辽西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南部崛起的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学界大致认同红山文化上接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其实广义的红山文化是已经超过一万年的文化遗存。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红山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红山文化到了晚期以后，尤其是以辽西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的发现，学界以及官方的主流观点认为，红山文化表现在在牛河梁其实已经出现了古国的文明雏形，它也就标志着红山文化值此就进入了红山文明阶段。

毋庸置疑，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实证。因此中国文明探源工程认为，中华文明的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就是以坐落在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代表，该遗址第一地点的2号建筑址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台基规模宏大，这一发现对了解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建筑关系和祭祀性质意义重大。此阶段，出现了一批大型的复杂社会群体，并开始出现社会的等级分化。这也标志着红山社会进入了文明阶段。

目前的基本观点是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而红山文化的晚期以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为代表，红山文化进入了文明阶段也就是红山文明阶段。

红山文化的早期距今6500～6000年左右，代表红山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期。遗址数量偏少，早期早段的文化面貌更多地体现出对本地区文化传统的延续；早期晚段，吸纳中原地区文化因素，彩陶开始出现，文化面貌发生变化，红山文化在辽西地区正式形成。

红山文化的中期阶段距今6000～5500年左右，代表红山文化全面发展阶段，开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期。遗址数量增多，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长，出现大型中心性聚落、中型次中心聚落、普通小型聚落，组群分布特点显著。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同一聚落内部出现不同等级的社区，社会分层加剧。手工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技术提高，陶器的种类和数量增多，彩陶纹样日渐丰富，出现了成组分布的陶窑址。石器的加工和制作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以石耜为主的掘土工具的改进，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双孔石刀作为主要的谷物收割工具开始大量出现，从而完善了辽西地区农业生产过程中用于谷物种植、收割和加工的配套农具，也由此确立了农业经济在红山文化中期以后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应看到，红山文化时期的渔猎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红山文化中期开始流行的三角形平底、凹底石镞，代表了辽西地区细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水平。祖先崇拜观念盛行，以小型陶塑人像和人头像居多，女性特征突出。雕琢和使用玉器的传统得以延续，玉雕工艺技术显著提高，造型独特的C形玉龙出现，崇龙礼俗形成。

如果说红山文化的早期以及中期它还是处于文化或者文化形成阶段，它还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考古学文化，其影响范围只是在东北以及西辽河流域，那么随着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红山文化进入了红山文明阶段。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在距今5300～5000年，以牛河梁为代表的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明是在红山文化基础上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特点是出色传承、发挥优势、彰显本色；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凝聚精华；引领时代、开拓创新、文明典范。其主要标志：一是以建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的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这一区域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根据考古发掘辽宁西部以牛河梁为中心以及内蒙古东南部以敖汉旗为中心分布有1000余处红山文化遗址，这些区域是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内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这些重要的遗址区域见证了红山文化到红山文明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应为红山文化以及红山文明的核心分布区，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因此归纳一下，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得出，红山文化历时1500余年，上接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红山文化在晚期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挖掘，标志着红山文化已经进入了红山文明阶段。成为了中华文明直根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