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金寨文史》第五辑(1988年3月)，江伟航，原标题《汉口一场黄粱梦》

正文

一九四九年二月，全国解放的形势已成定局，华中重镇武汉已处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在京汉路以东的豫南、鄂东一带的解放军前锋部队，已迫近市郊的麻城、黄陂等县，扼断了国民党武汉部队的北方交通运输线。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过春节后再也不能安坐武汉，这位骄矜自负的“小诸葛”，不得不集中力量部署下一步的反共军事行动。他乘飞机往来于广州、桂林、武汉等地，妄图策划在广西建立全国反共基地。与此同时，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代行人李品仙也配合白崇禧组织豫鄂皖三省民团武装，以资作为顽抗据点。

这时我已由上海蒋经国领导下的青年救国军团（又称打虎队）来到了武汉。我这个曾在中训团两次受训的蒋氏亲兵，曾多次听到蒋介石的“效法先贤，以乱世孤臣，维护正气”的训导，而是带着“在适当地区撒下反共种子，组织反共武装，挽救整个败局”的迷梦来到武汉的。来到武汉之后，由于我父江伯良（国大代表）与桂系关系甚密，又得到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军政要人的青睞，也就积极地充当了这场迷梦剧的演出角色。

组织立煌游击支队

二月下旬，立煌县长袁育材（即袁成英）派陈伟来到汉日，任务是找我父亲向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副长官李品仙，要求发给子弹，加强立煌民团反共实力。我父亲在我家的毓华茶庄住处邀集了住在武汉的立煌人刘佐庭、郑梦楼及湖北省教育厅秘书郑其龙开个会，研究陈伟来汉一事，我和陈伟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我父亲询问了立煌县民团的实力及分布情况，陈伟作了介绍，并要求我父亲及立煌旅汉的同乡共同协力帮助。我抢先发了言；立煌县民团有人有枪，过去和共军打过仗，有一定的游击战斗经验，加上地形熟悉，行军时给养补给方便，可以根据战斗需要，集散灵活等有利条件同共军周旋，更重要的一条是民团官兵大多仇恨共产党。但此事必须从长计议，熟筹善策为是。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我父亲根据大家意见，提两条方案：（一）为力避各树一帜，各据一方易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可把民团武装组织与地方行政机关合为一体，统一指挥，统一补给，拟成立立煌县游击支队。支队司令可由县长袁育材担任，副司令沈佐伯、黄英担任，直属长官部，便于支持武器装备；（二）为便于及时与长官部联系，可成立立煌县游击支队驻汉办事处。上述方案(包括正副司令的委任）由我父亲向李品仙建议，并呈文请长官部核准。此方案很快得到长官部的批文同意照办。立煌县游击支队和支队驻汉办事处，就此宣告成立了。

办事处的人选当时未定，遂即由我父亲召集刘佐庭、郑梦楼和我三人开会，研究决定由我担任办事处主任，刘佐庭、郑梦楼二人为副主任。办事处成立后首次召开会议，陈伟也参加了。会议主要研究分工问题，陈伟负责入山向袁育材汇报在汉口的活动情况；以我为首负责向长官部请求发给武器弹药及电台通讯设备等项事宜。三月中旬，李品仙召我父子及刘佐庭三人到长官公署，李宣布：经长官部提议，白长官示准，立煌县游击支队今后的各项请求事宜，可直接与长官公署二处刘处长联系。李还表示同意支持子弹（三月下旬，经刘处长批给65步枪子弹三万发，75步枪子弹七万发，并给卡车一辆运送，后因交通线被解放军切断未送到立煌），具体事宜可与刘处长洽谈。自此，我就成为立煌县游击支队与长官部之间从事反共活动的枢纽人物了。

豫鄂皖边区自卫军成立

豫鄂皖三省人民自卫军，是由商城、固始、潢川、罗田、英山、六安、霍山等三省边区接壤地区各县组成的。它是紧继立煌县游击支队成立后组成的，可以说是受立煌游击支队成立的影响而发展。它的全称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豫鄂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由白崇禧委派国军新编第100师师长、河南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汪宪充任中将司令，樊迅为副司令。

“人民自卫军”的成立，我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立之前的三月下旬一天，长官部开来了一辆小车子，说是王参谋长请我去。我到了长官部时，王参谋长接见了我，他说要我来谈谈立煌县在豫鄂皖三省边区具备那些有利于民团作战条件。我被王引进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面已坐了十多位身穿黄呢军服、配带将级军衔领章的军官，除中将刘处长外，其余我都不认识。王参谋长一一作了介绍，王接着拉开帷布指着地图上三边地区所在，向军官们说：今天请江伟航同志来谈谈该地区的情况。我在高级将领们的众目注视下，特别是我在军事上是个外行，顿时感到胆怯心惊。由于出自反共心切，还是打开了语匣，就立煌的山势地形、交通、出产、经济供给、政治基础和立煌是历代兵争要塞等大谈起来，特别是当我谈到立煌县目前仅有袁育材一支游击队力量弱，将会被共军吃掉，建议把豫鄂皖三省边区民团组织起来，由长官部派去将领统一指挥，有效地配合国军作战时，博得将军们一致鼓掌赞许。不料我这场发言，竟起到促成后来组成“三边人民自卫军”的作用，并先后由汪宪、李宗仁、夏馥棠(立法委员）要我担任汪宪的人民自卫军副司令（因我父亲拒绝未干），但还是充任了汪宪的秘书，并为三省人民自卫军的建立充当了沟通立、商、固、潢等县之间军政人员的桥梁。在我于长官部谈话的次日，副长官夏威派车把我父子接到长官部，他与我父亲交谈时，询问我的工作、军衔等情况后，对我大加赞扬，并要我当他的上校随从参谋，我父亲正考虑要回绝时，夏即刻令一位上校军衔的军官宣布了委任状。我立正说：“谢谢长官栽培！”后来虽未正式去上班，但它为我支持立煌游击支队的活动而出入于长官部方便得多了。

我在武汉一时成为风云人物，除我自己积极从事反共外，其主要原因是桂系为了反共需要拉拢我父亲能把立煌县的袁育材、沈佐伯、黄英等反共的军政头目拉到桂系军方面来，把桂系经营多年的立煌地盘守住；还有一个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我父亲与李宗仁关系甚密，李品仙、夏威二人地位不相上下，均为李宗仁的下属，他俩为讨好他的上级李宗仁，不得不各自拉好与我父亲的关系。所以，李品仙委我为立煌游击支队驻汉办事处主任，夏威马上接着委我为他的上校随从参谋，均表对我的器重，来讨好我父亲。

迷梦惊醒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汉口面临解放，桂系部队陆续调往广西布防，妄图长期固守。一天，李品仙派人接我父子去到长官部密晤。李说他们很快要离开武汉，请伯老（我父亲）也同去广西，一则看看桂林山水，二则若去台湾可以从桂林起飞，随时可去。我一听，顿时心灰意冷，一是我家多年经营聚集的财产（在汉口的两个茶庄）完了，二是我今后的前途渺茫了。五月上旬。我随父亲全家离开武汉到了桂林，这座山水秀丽的城市，顿时失去了平静，全城穿梭的军车，挤满了军官，到处喝酒，打牌，舞会，游泳，似是清平世界，尤当这时汪宪在立煌与台湾、广西通了电，并由台湾空投子弹支援汪宪时，“广西日报”以头版头条消息大吹大擂喧噪一时。实则这种残喘苟安一时的“狂妄”哪能掩盖住桂系头目们的内心恐慌，他们仓忙地把在安徽时掠夺的大量财产移往香港，有的飞往台湾。桂林危在旦夕。我这时更感理想破灭，忧郁重重，由桂林去到柳州准备去台（我父亲已先去台安排全家定居事宜）。在柳州时，也整天是酗酒浇愁，正在进退维谷时，于十月的一天，散步在马路上恰遇见我的老师王汉昭（国民党旅长，解放大军渡江时在皖南率部起义，这时他又被秘密派往广西动员莫树杰起义。现在广西自治区担任领导职务）。在他的“审度时势，抉择去留……”的诚恳启导下，指明了前途，认清了形势，我终于十一月份，在柳州弃暗投明了。

资料来源：

《金寨文史》第五辑(198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