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四川,范绍增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存在,他文化程度不高,却因一副憨厚的长相被冠以“范哈儿”的绰号。不过,范绍增虽然长得憨态可掬,但却不是真傻,愣是凭借着一股江湖豪情、过人的胆识和在乱世中摸爬滚打出的生存智慧,最终在强手如林的川军派系中,拉起了一支队伍,占据了一席之地,可谓是一个传奇人物。
1894年,范绍增出生在四川大竹县清河乡一个相对富裕的农民家庭。祖父范守在当地有些地位,期望孙儿能读书识字,光耀门楣。不过,范绍增自小便对四书五经毫无兴趣,宁愿跟着祖父打鸟摸鱼,或是在乡野间游荡嬉戏。他最爱去的地方是茶馆,不是为了品茗,而是为了听那些说书先生讲述江湖豪侠劫富济贫、快意恩仇的故事。这些传奇,深深烙印在范绍增年少的心中,点燃了他对那个充满“义气”和“豪情”的江湖世界的向往。
13岁那年,范绍增在堂嫂资助的下,怀揣着一点盘缠和对外面世界的憧憬,离开了家乡,来到了邻近的渠县。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人生轨迹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当地颇有势力的袍哥首领张作林。
张作林看中了这个面相憨厚、胆气不凡的少年,将其收为小弟。当时,张作林不仅经营赌场(作为聚集钱财和人脉的手段),更暗中参与着反清的革命活动。年少的范绍增,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开始为张作林摇旗呐喊,跑腿办事。因范绍增头脑灵活、办事利落,很快得到了张作林的赏识和信任,成为了袍哥队伍中的得力干将,并在此期间加入了同盟会,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1913年反袁战争打响,作为同盟会成员的范绍增,自然也跟随张作林投身其中。然而,反袁战争很快失败,张作林的队伍被打散。面对北洋军的收编,血气方刚的范绍增拒绝归顺,他选择了一条更具风险但也更符合他江湖本色的道路——拉起一支队伍,自己干。
范绍增凭借着在袍哥中的人脉和之前积累的声望,迅速召集了数百号弟兄,在达县、渠县、大竹一带的山区落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山大王”。他们占山为王,就地筹款,购买枪械,扩充队伍,势力迅速壮大。这种典型的“乱世枭雄”模式,让范绍增初步尝到了拥有武装力量的滋味。
1915年,袁世凯派遣亲信陈宦督川,并派北洋军入川“清剿”地方武装。面对强大的正规军,范绍增和张作林不得不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将队伍分散隐蔽。
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全国掀起反袁高潮。范绍增再次抓住机会,成为张作林的总管事(相当于副手或参谋长),重整旗鼓,积极参与四川的护国战争。护国战争在四川取得胜利后,局势稍稳,熊克武等革命党人开始重建军队,改编民军。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范绍增的恩主张作林,不幸在邻水一带被仍然效忠北洋的亲袁川军杀害。
失去了靠山的范绍增,再次面临抉择。他没有选择被熊克武的部队收编,而是率领着张作林的旧部,继续在达县、大竹交界地带“占山为王”,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不久,范绍增审时度势,接受了四川靖国军将领颜德基的收编,被任命为第五团营长,后因在达县发动起义中作战骁勇,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团长。
1920年,颜德基参与反对熊克武的“倒熊战争”失败,其部队被熊克武收编。范绍增也因此辗转成为熊克武部下第六师师长佘际唐麾下的一名团长。但在佘部,范绍增感受到了明显的打压和排挤。或许是因为他并非熊克武的嫡系,或许是佘际唐嫉妒他的勇猛和在士兵中的威望。总之,范绍增觉得在此处毫无前途。
范绍增不甘受制,在万县召集心腹商议后,决定脱离熊、佘体系,另寻出路。佘际唐察觉其意图,试图抓捕,但被范绍增提前得到消息,成功逃脱。
脱离佘部后,范绍增联手罗君彤,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驻扎奉节的川军将领唐式遵部,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实力大增。
范绍增以此为基础,继续招兵买马,发展至两千余人,后投入川军将领杨春芳的麾下,被任命为独立旅独立团团长。
1923年,四川再次爆发大规模军阀混战,杨森与熊克武争夺四川霸权。范绍增判断杨森更具发展潜力,便主动向杨森靠拢,他与杨春芳积极配合杨森作战,在打败熊克武的关键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
杨森论功行赏,任命范绍增为新组建的第八旅旅长。范绍增终于在川军主要派系中站稳了脚跟,也正式成为了杨森麾下的一员重要将领。
在杨森麾下效力期间,范绍增也确实相当“卖力”。他作战勇猛,常常身先士卒,为杨森东征西讨,打了不少硬仗。
1925年,杨森发动旨在统一四川的战争,范绍增作为其主力之一参战。虽然杨森最终失败,但在其兵败逃离四川的危急关头,范绍增还亲自护送,展现了一定的“忠诚”。
不久,杨森趁四川内乱卷土重来,与刘湘联手击败黔军袁祖铭后,重新起用了范绍增,并将其升任为第七师师长。
1927年,老蒋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迅速向全国扩展势力。杨森审时度势,选择投靠老蒋,并奉命派兵出川,进攻武汉。范绍增师作为先头部队,在湖北仙桃镇一带遭遇败绩,范绍增本人也在战斗中腿部受伤,狼狈退回四川。
这次军事上的失利,加上范绍增在自己的防区和队伍内不断发展袍哥势力,逐渐让杨森起了疑心。杨森担心范绍增坐大,恐不为己所用,所以特意摆下鸿门宴,想趁机将范绍增做掉。
不久,杨森派信带着请柬到了范绍增的师部,来人对范绍增说:“范师长,您此前线作战,鞍马劳顿,辛苦了。杨军长对您此次出征的辛劳甚是挂怀,特意在军部备下薄酒,要为您接风洗尘,好好犒劳犒劳您这位劳苦功高的得力干将,请您务必赏光!”
范绍增接过烫金的请柬,手指触碰到那精美的纸张,心中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他不是三岁的孩童,更不是初涉江湖的菜鸟。他对杨森的为人实在是太了解了。近段时间以来,杨森对自己态度的微妙变化,那种若有若无的猜忌和疏远,他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次突然如此“热情”地要为自己这个“败军之将”接风洗尘,怎么看都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这分明就是一场鸿门宴,范绍增几乎可以肯定。
去,还是不去?这范绍增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选择。拒绝赴宴,等于当场撕破脸,以杨森的性格,必定会立刻罗织罪名,调集大军前来征讨,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恐怕难以抵挡。去,则很可能是自投罗网,凶多吉少。宴会上,明枪暗箭,不知有多少杀手在等着自己。
范绍增陷入了两难,他反复掂量着风险。最终,骨子里那股袍哥人家“遇事不能怂”的蛮劲,以及对自身应变能力的几分自信,让范绍增还是决定亲自去会一会杨森,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范绍增暗中召来了自己最信任的心腹副官,低声而急促地布置着:“明天我去赴宴,你们几个随我同去,打起十二分精神。其余的人,挑选最精锐的弟兄,由你(指一个副官)带领,悄悄潜伏到杨森军部府邸的外围,找隐蔽处埋伏好。注意观察里面的动静,尤其是枪声或者其他异常响动。一旦有变,或者看到我发出的信号,你们立刻发动突袭,制造混乱,接应我冲出来。记住,行动要快,要狠,事关你我兄弟的身家性命!”
一番周密的布置之后,范绍增心中稍定。他知道,此行成败,很大程度上就看自己的临场应变和外面兄弟们的接应是否及时了。
第二天,范绍增换上一身相对低调的便服,只带了那几个精挑细选的护卫,神色如常地来到了杨森的军部府邸。
府邸门前,守卫果然比往常森严了数倍,荷枪实弹的士兵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进出的人。范绍增心中冷笑一声,脸上却不动声色,坦然步入。
刚一进门,便看到杨森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热情得近乎有些虚假:“哎呀,海廷(范绍增的字)老弟,你可算来了,愚兄可是望眼欲穿啊,快快里面请,酒菜都已备好,就等你了!”
范绍增也立刻换上一副憨厚而感激的笑容,抱拳道:“让军座久等,绍增惶恐,区区微劳,何足挂齿,还劳军座如此费心,实在是不敢当!”
两人相互“亲热”地寒暄着,并肩走入宴会大厅。大厅之内,灯火通明,酒菜丰盛,看似一派祥和。但范绍增眼角的余光却在飞快地扫视着四周。他注意到,大厅的角落里,以及通往外面的几个要道口,都站着一些神色彪悍、腰间鼓鼓囊囊的陌生面孔,看似是侍者或卫兵,但眼神中却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杀气。而且,参加宴会的,似乎并没有其他同僚将领,只有杨森和他最亲信的几个参谋、副官。
范绍增心中暗暗叫苦,但脸上依旧保持着笑容,与杨森虚与委蛇地落座。
宴席开始,杨森频频举杯,劝酒布菜,表现得关怀备至。他先是“高度赞扬”了范绍增此次出川作战的“辛劳”和“勇气”,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语重心长地“教导”起来:“海廷啊,咱们兄弟能在乱世中打拼到今天不容易。现在国家正在走向统一(指投靠南京政府),领袖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更要精诚团结,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才能不负领袖重托啊!”
范绍增打着哈哈:“军座说的是,绍增一定唯军座马首是瞻!”
杨森似乎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脸色微微一沉,语气也加重了几分:“海廷,我知道你为人豪爽,爱交朋友。但是,也要注意分寸,尤其你手下那些袍哥弟兄,平日里在地方上,行事要多加约束,可别坏了部队的规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番话,几乎已经是赤裸裸的警告和敲打了。范绍增知道,杨森这是在为接下来的动手寻找借口,或者是在试探自己的反应。如果自己稍有辩解或顶撞,恐怕立刻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范绍增心中念头急转,必须立刻找到脱身之策。就在这时,他急中生智,猛地一拍脑门,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捂住了自己的肚子,哎哟哎哟地叫唤起来,说道:“军座,哎呀,不行了,可能是刚才路上受了凉,又喝了几杯急酒,这肚子疼得厉害,怕是要出恭,实在失礼,请军座恕罪,容我先去方便一下!”
这个借口,虽然俗套,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显得最为“合理”和“急迫”。杨森看着范绍增那痛苦不堪(装得惟妙惟肖)的样子,虽然心中疑虑重重,暗骂这“哈儿”早不疼晚不疼,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闹肚子,但众目睽睽之下,他总不能拦着一个要去上厕所的人。而且,他或许也自信府邸内外早已布控严密,范绍增插翅难逃。
于是,杨森强压着不耐烦,挥了挥手:“去吧,快去快回!” 同时,他向身边的两个亲信卫兵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跟紧”范绍增。
范绍增如蒙大赦,连声道谢,立刻起身,脚步踉跄地朝着茅房的方向走去。
一离开宴会厅,进入相对僻静的走廊,范绍增立刻加快了脚步,他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之前赴宴时已暗中观察过),七拐八绕,趁着那两个卫兵稍不留神,猛地一个闪身,从后门溜了出去。
那两个卫兵发现跟丢了人,顿时大惊失色,连忙呼喊追赶。但范绍增早已如同泥鳅入水般,消失在夜色之中,并在府邸外围亲信的接应下,连夜逃回了自己的防区。
等到杨森得知范绍增“尿遁”成功,真正逃脱的消息时,已是暴跳如雷,却也为时已晚。
连夜逃回防区的范绍增,惊魂甫定,随即怒火中烧,骂道:“杨森这家伙,敢跟老子玩阴的,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真以为老子是哈儿了!”
范绍增清楚,仅凭自己第七师的现有实力,要单独对抗兵强马壮、且有老蒋(名义上)支持的杨森,无异于以卵击石,必须联合其他力量,才能有胜算。
范绍增立刻想到了川军中其他与杨森有宿怨的实力派人物——赖心辉和郭汝栋。他迅速派人与这两人秘密联络,将自己在鸿门宴上的遭遇添油加醋地诉说了一番,痛陈杨森的阴险狡诈和统一四川的野心,并提议三家联合,共同讨伐杨森。
赖心辉和郭汝栋本就对杨森的扩张心存忌惮,又乐得看到杨森内部出现分裂。听闻范绍增的遭遇和提议,自然是一拍即合。三方很快便达成了反杨联盟的协议。
准备就绪后,范、赖、郭三家联军,气势汹汹地向杨森控制的防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就在反杨联军看似占据主动之时,远在南京的老蒋出手了。老蒋的策略是维持四川军阀之间的相互牵制,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独大。他眼见范、赖、郭联军可能会彻底打垮杨森,打破平衡,便立刻玩起了政治手腕,于是下令免去杨森的军长和川鄂边防军总司令职务,却又任命反杨联盟中的郭汝栋接任军长,范绍增接任虚衔更多的川鄂边防军总司令。
这一招“明降暗保”、“分化瓦解”极其毒辣。它剥夺了反杨联军继续攻打杨森的“合法性”(既然杨森已被免职,你们还打什么?),同时又用高位分化了郭汝栋和范绍增,使得这个本就松散的联盟内部出现了裂痕。
失去了统一的目标和中央的支持(名义上),再加上联军各部本身就各怀鬼胎,指挥混乱,协同不力,很快便在杨森组织的反击下显露颓势。最终,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杨之战,竟然以联军的惨败而告终。
范绍增在这场战争中投入巨大,结果却是损兵折将,连自己的防区都丢失了,落得个狼狈不堪、几乎一无所有的下场。
面对如此绝境,范绍增知道必须立刻找到新的靠山,否则自己这点残余力量很快就会被其他军阀吞并。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当时四川实力最强、也与杨森积怨最深的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身上。
刘湘,速成系出身,老谋深算,是当时川军中最具实力和统一四川希望的人物。他与杨森之间早已是水火不容。对于范绍增这位骁勇善战、且与杨森有着深仇大恨的将领前来投靠,刘湘自然是表示欢迎。这不仅能增强自己的实力,更能有效地打击和牵制杨森。
范绍增立刻派代表向刘湘“输诚”,表示愿意率残部归顺,鞍前马后,唯刘湘马首是瞻。刘湘欣然接纳,不仅保留了范绍增的师长(虽然是归属在自己二十一军之下)一职,还给予了他一定的兵员和粮饷补充,让他得以喘息和休整。
投靠刘湘,成为了范绍增人生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他成为了刘湘麾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1928年10月10日,杨森联合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等人,组成“八部同盟军”,决定联合讨伐对刘湘。
在刘湘的分化瓦解以及刘文辉的出兵协助下,“八部同盟军”虽然声势浩大,实力占优,但最终被各个击破。
为了报答刘湘的知遇之恩,在此次作战中,范绍增表现得异常勇猛和积极,给杨森造成了重大损失,并占领了杨森的全部地盘。
刘湘出于维持四川内部平衡的考虑,并未将杨森彻底消灭,而是采取了“打一下、拉一下”的策略,最终让杨森也成为了名义上归附于自己的“部下”,但杨森昔日的威风和地盘早已荡然无存,彻底失去了与刘湘争夺四川霸权的资本。
当年高高在上、设宴欲除范绍增的杨森,如今却沦落到与范绍增“平起平坐”、甚至某种程度上还要仰刘湘鼻息的地步。这种戏剧性的角色互换,对杨森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讽刺和打击。
据说,当杨森在某些场合,不得不与昔日的下属、如今的“同僚”范绍增共处时,心中总是五味杂陈,郁闷不已。他不止一次地私下对人抱怨和感慨:“这个范哈儿,莫看他平时那副憨戳戳、傻乎乎的样子,哪个晓得他肚皮头恁个多弯弯绕,一肚子坏水,真不该小看了他这个哈儿!”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寇入侵,国难当头,范绍增积极响应号召,主动请缨率部出川抗日,被任命为第88军军长。为了筹措军费和改善部队装备,他甚至变卖了自己多年积攒的部分家产,用以补充军需。
1941年1月中旬,日军第22师团发动“冬季扫荡”,向88军防守的鼎山(宜兴窑都)、张渚市区、龙山阵地猛攻。范绍增亲临一线指挥,经过三天两夜的鏖,将日军击溃,于农历除夕前收复张渚,当地的百姓听说后箪食壶浆,前来慰问打了胜仗的88军官兵,令这些远离家乡的川籍子弟深受感动。
当年10月,第三战区发起“双十”总反攻。范绍增指挥第88军向富阳、余杭之日寇进行反攻,并攻克余杭县城,消灭了盘踞在城东的敌人一个大队,因此受到军事委员会的嘉奖,88军在战后升格为辖3个师的甲种军。
不久,老蒋明升暗降,将范绍增提拔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实际上是剥夺了范绍增的指挥权。范绍增一气之下撂了挑子,返回了四川。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内战的不得人心,让包括范绍增在内的许多原地方实力派将领感到失望。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范绍增逐渐认清了国民党政权必然失败的命运。最终,在11949年12月初,范绍增在四川渠县通电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阵营,加入了人民的行列。
建国后,范绍增因其起义贡献和特殊的身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妥善安排,他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务,于1977年逝世,享年83岁。
更新时间:202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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