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当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巨幅画像旁，指定继承人蒙塔泽里的面容被悄然撤下，换上了一位宗教地位远非显赫的中级教士——阿里·哈梅内伊时，一场无声的权力更迭已经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

他，曾是霍梅尼用来制衡传统教士集团最锋利的刀刃，也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庞大军事经济复合体的真正缔造者。

凭借着超凡的政治手腕和对枪杆子的绝对控制，哈梅内伊成功地从一场精心布局的继承危机中胜出，登上了神权政治的最高宝座，开启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统治。

当这位曾经的“夺权者”也步入风烛残年，那个曾经帮助他登上权力巅峰的庞大机器，如今是否也正在将他高高架起，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霍梅尼”？

那时候，他还不是大阿亚图拉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那场席卷整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洪流之中，有两位人物的命运轨迹，在革命导师霍梅尼的光环之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却又在历史的诡谲安排下，发生了戏剧性的交汇与错位。

这两位人物，一位是当时声望如日中天，被普遍视为霍梅尼理所当然接班人的大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另一位，则是当时在宗教阶层中地位并不显赫，却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崭露头角的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

在伊斯兰革命前，蒙塔泽里就是霍梅尼最亲密的学生和战友之一，为了追随导师的革命事业，他曾遭受巴列维王朝的长期监禁和流放，其革命履历可谓根正苗红。

革命成功后，霍梅尼的“法基赫治国”理论需要一位在宗教法理上站得住脚的权威人物来作为制度的支柱和未来的保障，蒙塔泽里无疑是最佳人选。

1980年，霍梅尼正式确立蒙塔泽里为自己的副手和指定继承人，德黑兰的街头巷尾，象征着权力传承的二人巨幅画像并排悬挂，似乎向全世界宣告着伊朗未来政治航向的确定性。

如果说蒙塔泽里是学术界的顶级院士，那么哈梅内伊的宗教地位，最多相当于一名普通的博士生，两者之间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哈梅内伊拥有一项蒙塔泽里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他在革命的枪林弹雨中，锻造出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组织能力。

早在革命期间，哈梅内伊就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坚定的革命意志，赢得了霍梅尼的信任。

更关键的是，他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核心创始人与第一任总司令。

这支直接听命于最高领袖，旨在保卫革命果实、平衡国防军力量的武装，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烙上了哈梅内伊的个人印记。

霍梅尼发现神权统治的根基在于领袖的绝对权威，任何可能的分权或挑战，都是需要警惕的。

因此，他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来制衡以蒙塔泽里为代表的传统教士集团。这只手，就是哈梅内伊。

革命胜利后，哈梅内伊的仕途一路绿灯，其速度之快、跨度之大，令人瞠目。

1980年初，他被霍梅尼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这个职位让他得以将影响力从革命卫队内部，延伸至包括国防军在内的整个国家安全系统。

同年九月，他又接管了执政的伊斯兰共和党，担任秘书长，将党权紧紧攥在手中。次年，也就是1981年10月，年仅42岁的哈梅内伊成功当选为伊朗总统，并在四年后获得连任。

在总统任内，他还兼任了最高防务委员会主席和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

在短短数年间，哈梅内伊完成了从一名中级教士到集军权、党权、行政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的惊人跃升。

从霍梅尼手中“夺”走权力的那个人

蒙塔泽里对于国家治理的一些不同看法，例如他主张在司法、人权等领域采取更为温和的政策，这与霍梅尼晚年愈发强硬和集权的统治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人之间的分歧，在1988年达到了顶点。那一年，伊朗当局在两伊战争结束后，对数千名在押的政治犯进行了大规模的秘密处决。

蒙塔泽里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他多次致信霍梅尼，激烈地批评这种行为违反了伊斯兰教法和基本的人道精神，称其为“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罪行”，并警告这将给伊斯兰革命的声誉留下永久的污点。

他的这些信件，后来被公之于众，直接将他与霍梅尼的矛盾暴露在了阳光之下。

以哈梅内伊为核心的强硬派集团，则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们不断向霍梅尼进言，渲染蒙塔泽里周围聚集了一批“思想不纯”的自由派分子，甚至指责他的儿子和女婿与敌对势力有染，试图将蒙塔泽里的行为描绘成一场颠覆革命的阴谋。

哈梅内伊所掌控的革命卫队和情报系统，为这些指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证据”。

1989年3月，在霍梅尼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正式致信蒙塔泽里，以“天真、轻信谣言”为由，要求他辞去所有职务。

蒙塔泽里这位曾经的“储君”，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接受了这一决定，从此被软禁在家，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蒙塔泽里倒台后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根据当时的伊朗宪法，最高领袖必须是“马尔贾”，即什叶派的大阿亚图拉，一位公认的宗教最高权威。

而哈梅内伊的宗教等级，显然不符合这个硬性规定。

在霍梅尼于1989年6月3日去世后的第二天，时任议长、也是后来成为伊朗总统的拉夫桑贾尼站了出来。他声称，自己曾亲耳听到霍梅尼说过，哈梅内伊是担任领袖的合适人选。

这番“遗言”的真伪已不可考，但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支持哈梅内伊的政治势力，迅速推动了对宪法的紧急修订。

他们以“国家需要”为名，删除了最高领袖必须是“马尔贾”的条款，代之以“具备足够的伊斯兰法学知识和裁决能力”的模糊表述。

就这样，一位中级教士，在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情况下，登上了伊朗神权政治的最高宝座。

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了霍梅尼的位置上

登上权力之巅的哈梅内伊，深知自己宗教权威不足的先天弱点。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开启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权力强化之路。

一方面，官方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为其塑造个人崇拜，追授其大阿亚图拉的头衔，并系统性地拔高其在宗教法学上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是更核心的手段，他将自己与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了更深度的捆绑。

革命卫队在他的治下，权力和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其触角延伸到伊朗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也是哈梅内伊本人最坚实、最可靠的权力支柱。

这个由他亲手缔造和喂养大的巨兽，确保了任何敢于挑战他权威的政治力量，都会被无情地碾碎。

从2009年因总统选举争议而爆发的大规模“绿色革命”，到后来历次因经济困难引发的民众抗议，无一不是在革命卫队的强力镇压下归于沉寂。

当哈梅内伊步入耄耋之年，当他像当年的霍梅尼一样，面临着身体衰老和国际国内复杂局势的双重压力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似乎正在陷入一个与他的前任极其相似的困境。

他虽然在名义上依旧是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但对于整个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力，尤其是对基层社会的掌控，正在出现松动和失灵的迹象。

他一手打造的那个庞大而臃肿的利益集团，在为他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开始反过来绑架他的意志，让他逐渐被“架空”，变成一个困在权力宝座上的“霍梅尼”。

这种被架空的第一个明显例证，就是伊朗国家安全系统被频繁渗透，到了几乎千疮百孔的地步。

从伊朗核计划的“大脑”、顶尖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在首都德黑兰附近被遥控机枪精准刺杀，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灵魂人物苏莱曼尼在伊拉克被中国的战略对手美国定点清除，再到一系列高级指挥官和核设施专家的离奇死亡或被暗杀，都暴露出伊朗内部存在着一张巨大的、高效的、难以清除的敌特网络。

面对如此奇耻大辱，一个正常主权国家的反应，应当是表面上高调谴责、誓言报复，但关起门来，核心工作是发动一场雷霆万钧的内部清洗，揪出内奸。

可外界看到的伊朗，却只有前者的高调，而缺乏后者的实际行动。

这只能说明，哈梅内伊要么是已经昏聩到察觉不到内部的巨大问题，要么就是他已经失去了在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内部，发动一场会触及无数人利益的大规模清洗的能力。

后者的可能性显然更大。那个曾经帮助他登上权力巅峰的庞大体系，如今已经枝繁叶茂，形成了自己的生存逻辑和利益网络，即便是最高领袖，也难以再对其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

这种失控感，在伊朗前总统莱希意外坠机身亡后，变得更加清晰。

莱希被普遍视为哈梅内伊属意的接班人，他的突然离世，打乱了最高领袖的传承布局。

在随后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立场相对温和的改革派代表佩泽希齐扬意外当选，这本身就反映出伊朗民心思变的强烈信号。

更不寻常的是，佩泽希齐扬在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后，多次将伊朗经济困顿、外交孤立的责任，或明或暗地指向了最高领袖所主导的强硬政策。

他甚至公开表示，与美国改善关系、重启谈判的障碍，并非来自政府，而是需要得到“更高层”的授权。

这种将矛盾公开化，甚至直接“甩锅”给最高领袖的行为，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它清晰地表明，伊朗高层的权力平衡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参考资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必须强力打击以色列 永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