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的一个中午，台北厦门街113巷的厨房里挺热闹，王碧奎正给16岁的女儿吴学成炸年糕，7岁的儿子吴健成趴在桌边写描红。

突然，门被踹开，几名便衣冲了进来，只丢下一句“吴石通匪，家属带走”，就给她和两个孩子戴上了黑头套，锅里的油还在冒烟，锅铲“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好好的家瞬间空了。

谁也没想到，这一天会成为王碧奎人生的分水岭，七个月后，她拖着一条再也伸不直的左腿走出监狱，牢房里又冷又挤，几十个人轮流坐，她的膝盖受了重伤，往后阴雨天就钻心地疼。

可身体的疼哪比得上心里的疼，丈夫吴石已经被枪决，家产全被冻结，银行存折、房契上都盖着“附逆”的红戳。

昔日的同僚见了她绕着走，就连娘家亲戚也闭着门不肯见，她带着两个孩子，活成了台北街头最不起眼的影子。

锅铲落地后，她把哭调成了静音模式

日子再难也得往下扛，王碧奎在台北桥下租了间五坪的违建棚，靠缝补衣服、糊火柴盒、做手工花过日子。

夜里，女儿在灯下做功课，儿子蜷在桌下睡着了，她踩着缝纫机的“哒哒”声，刚好能盖住心里的哭声，她不敢哭，怕一哭就泄了气，更怕孩子们跟着绝望。

当时台湾正处于白色恐怖高峰，吴石的名字成了禁忌，王碧奎给自己定了三条铁律，不提丈夫、不写信、不返乡，她教孩子背《桃花源记》，却从没教他们念过父亲的名字。

有人旁敲侧击问起吴石，她只说“当初是被蒙蔽了”，多一个字都不肯说，1956年，长子吴韶成托人从香港转来一封信，她读完就烧，灰烬冲进马桶里。

她心里清楚，自己一回信，孩子们可能就没好日子过了，我一直觉得，那个年代的爱情，不像现在这样轰轰烈烈，却藏在最朴素的坚守里。

1973年，大陆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消息传到台北时，王碧奎正在菜市场买菜，她攥着报纸在菜市场门口站了半小时，心里翻江倒海，回到家却像没事人一样，放下菜篮就低头做饭。

别人都觉得她狠心，可只有她知道，别人能喊冤，她不能，她一喊，可能就会让丈夫的名誉再受玷污，女儿后来考上了师大，儿子被保送台大，可毕业典礼上，王碧奎总躲在最后一排。

她怕镜头扫到自己，怕别人知道她是“匪属”，影响孩子们的前途，如此看来，她的沉默从来不是懦弱，而是给家人筑起的一道安全墙。

时间一晃到了1980年，小儿子吴健成在洛杉矶拿到了化学硕士学位，多次申请让母亲赴美。

当时王碧奎已经77岁了，高血压、关节炎、胃下垂样样缠身，走两步就得扶墙，而且台湾的医保不覆盖“匪属”，看病都成问题。

更让她揪心的是，大陆的长子、长女，台湾的女儿、儿子，一家四口天各一方，三十一年没团圆过，犹豫了好久，她终于点头，“我去美国，至少那里是中间地带，能让所有人都来见一面。”

洛杉矶的13年，等待是唯一的日常

1980年5月3日，松山机场里，王碧奎穿了件藏青旗袍，头发花白却梳得一丝不苟，飞机腾空的那一刻，她贴着舷窗看台湾岛越缩越小，泪水无声地滑落。

她不是移民，更像是去蹲另一个“监牢”，只不过这个“监牢”能开门见亲人，洛杉矶西区的一栋普通公寓，成了她最后的驿站。

每天清晨五点，天还没亮，她就摸黑起床，把丈夫留下的旧呢大衣披在椅背上，像给空椅子留了个座，买菜、做饭、扫院子，她的动作迟缓，却做得一丝不苟。

邻居们都以为她是个寡言的中国老太太，没人知道，她每天都会把日历撕到吴石生日那一页，又偷偷夹回前一页，她怕日子走得太快，没等到家人团聚，又怕日子走得太慢。

熬不到丈夫名誉真正被认可的那天

1982年，大陆的子女终于拿到了签证，一家三口在洛杉矶机场抱头痛哭。

32年没见，曾经的翩翩少年吴韶成，已经变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人，他跪在母亲面前，劝她回大陆，“妈，国内政策好了，跟我们回家吧。”

王碧奎摇了摇头，还是那句话，“我若回去，你爸爸就永远回不来了，”搞不清的人觉得她固执，可换个角度想，在当时的环境下，她的坚持或许是最稳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