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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做出这样的预言，他表示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50年后中国人口将骤降至5.8亿，不到当前14亿人口的一半。

毕竟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仅902万，比2017年的1758万几乎腰斩，而且2024年虽微升至954万，但死亡人口高达1093万，全年净减少139万人，最为主要的是，这已是连续第三年人口负增长。

那么，为何生育率下降这么厉害？我们又该如何提升生育率呢？

人口的下坠曲线靠近底线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时，中国迎来了一个小小的生育回暖，单年出生人口达到了1883万，好景不长，此后五年，中国的出生率宛如滑梯般飞速下坠：2017年只有1765万，2018年跌至1523万，2022年则彻底跌破了1000万关口，仅有956万。

到2023年，这个数字再度降低到902万，这不是逐年减少，而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缩小，更可怕的是这一年死亡人口达1093万，导致全国净减少人口139万。

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不变，50年也用不了那么久，我们可能就会直面人口减少带来的冲击：没人工作，没人消费，没人创新。

尤其是当80后、90后以及部分00后逐渐成为生育主力时，他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与上一代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养不起”就能解释的。

根据《中国生育报告2024》数据显示，养育一个0-17岁的孩子，平均开销高达53.8万元，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总费用68万元起步。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这个数字保守估计翻倍，奶粉、尿不湿这些都只是“开胃菜”，真正让家庭神经紧绷的，是各种育儿项目。

稍微上点档次的幼儿园每月费用就过万，再加上额外补习班、兴趣班，从钢琴舞蹈到编程英语，每年的开销轻松攀升到数万。

这些孩子从一出生就被打上了“精英教育”的标签，家长被逼着参与到育儿焦虑的竞赛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成了父母的使命。

然而，这些数字背后更折射出的是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家庭住房贷款以及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让许多人感到喘不过气来。更不要提职场女性在生育之后所承受的额外考验。

与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伴随而来的，是令人胆战心惊的老龄化加速，2023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9亿，占总人口的21.1%；其中65岁以上突破2.1亿，占比高达15.4%。

按照国际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便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接下来的事情会更严重。中国预计将在2031年迈入“超高龄社会”，届时，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

这意味着劳动力的剧烈断档。2023年，老年抚养比已达到22.5%，也就是说，约4.5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

到2050年，这个数字预计飙升至48.8%，也就是两个劳动力就要养一个老人，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减缩，伴随而来的，不仅是工资暴涨，还有产业崩塌，没人种地，没人盖楼，没人照顾老人，整个社会进程都将被迫撬开重新书写，面对危机，国家已经开始行动了。

政府想办法

2025年1月起，中国将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对养育三岁以下的小孩给予3600元补贴，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大力出台生育支持政策。

此外，一些专家还提出更大胆的建议：如动用GDP的3%-5%进行全民补贴，具体措施包括一孩家庭每月补1000元，二孩家庭补2000元，三孩家庭个税全免。

然而，效果是否能如愿以偿，仍需等待时间验证，许多年轻人对这些政策持观望态度，毕竟，一个娃的育儿成本远远超过补贴金额，背后还有职场、生育焦虑和文化观念的转型问题需要解决。

这场人口危机并非中国独有，从邻国来看，韩国也正在面临类似问题，2030年，韩国人口或将跌破4000万人，即使韩国政府投入相当于近年GDP的2%用于生育补贴，也依然收效甚微。

日本则尝试通过托育职业化、延长男性育儿假来改善出生率，但文化观念的限制，造成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这些现成的国际案例都提醒我们，单靠经济补贴无法逆转人口下降的趋势。

但中国社会的优势在于地方性政策的灵活性，类似湖北天门的尝试，以及广东、湖南等地基于教育和户籍资源倾斜的政策，都提供了值得期待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