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李敖回到北京，参观天安门城楼见到椅子，听说来历后拒绝坐

2005年9月的最后一周，北京的天空连续几天透着浅浅的秋蓝，城里人谈论得最多的却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名字——李敖。17日上午，一份内部行程表在记者圈悄悄流传：这位素以“狂狷”著称的作家将于19日抵达首都机场。消息一出，摄影记者们立刻把长焦镜头擦了又擦，生怕错过那一刻。

李敖的北京记忆始于1937年。那一年，五岁的他牵着母亲的手，在西城一带的胡同里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炮火声越来越近，父亲决定南下避难。对年幼的李敖来说，北平的离开不过是一趟仓促的旅行，可当轮船在1949年靠岸基隆，北平已改名北京，他也随家人留在了海峡那端。

到了台北，他先是读台中一中，后转入台湾大学。课堂上，他对规定教材举手质疑；宿舍里，他用呼啦圈当指挥棒，和室友讨论冷战与古典自由主义。朋友笑他“读书用脑过度”，他反击：“脑子生锈才可怕。”二十三岁那年，他与严侨策划偷渡大陆未成，严侨锒铛入狱，他侥幸只拿到缓刑。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写杂文、办杂志、进看守所、再写书，戏称自己的职业是“坐牢兼写作”。

电视时代到来，他抓住镜头，把辩论技巧练成表演艺术。2004年，《李敖有话说》借凤凰卫视走进大陆千家万户，他的独特腔调让不少北方观众觉得“像老茶壶里煮咖啡”，怪却好喝。于是，2005年9月，“神州文化之旅”顺势成行。有人提醒他飞行时间长，他耸肩：“选个漂亮空姐就好，真掉下来，先抱住再说。”

19日下午五点十分，航班落地。李敖身着深蓝风衣，步履不急不缓。媒体一拥而上，他先用标准的京腔来句“吃了吗您呐”，随后补上一句：“想喝豆汁儿。”短短两句，把时空差距抹得干干净净。夜里，他在下榻酒店整理明天的行程，工作人员递来厚厚一摞采访提纲，他摆手：“明儿现场聊，稿子写死了就不好玩。”

20日清晨八点四十五分，天安门城楼上风微微凉。讲解员介绍建筑沿革，他时而低头看城砖，时而抬头瞧檐角彩画。走到居中的正屋，栏杆里露出一排包明黄锦缎的椅子。工作人员指着其中一把，说毛泽东、周恩来都在此小憩过，可否留影留座？李敖笑着摆手：“我怕坐坏文物，更怕——会烧屁股。”周围的人一愣，随即笑成一团。这句半玩笑半敬畏的话，瞬间成了当日的不二标题。

那几把椅子并不奢华，木质普通，胜在见证过开国大典后的无数庆典。李敖没有落座，却走近细看椅脚的磨痕。有人递来相机，他特意站到侧面，镜头里，椅子与他保持了一臂距离。后来他解释：那些痕迹是时间刻的字，“坐上去就像擅自涂改别人的手稿，不合适。”

离开城楼，他转赴故宫。昔日童年印象里的红墙黄瓦，如今被现代安保和分区线路重新梳理。参观漱芳斋时，院长郑欣淼亲自拿出《韩熙载夜宴图》复制件，李敖戴上放大镜，盯了足足三分钟，才放下，“画里的人比真人活泼。”临走前，他用毛笔写下“抄家不如抄书”，郑院长哈哈大笑，回赠一枚乾隆年间铜镜。

午餐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菜品颇丰。李敖夹起鱼翅泡饭尝了一口，感叹“味道正宗”，随后又放下筷子，与随行记者聊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高校教材编写史。席间有人提议再访母校北大，他答应得痛快：“学号早注销了，但脚印还在。”

翌日上午，他站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外的梧桐树下，抬头看横幅“敖哥，欢迎回家”。书记闵维方陪他步入礼堂，台下座无虚席。演讲开场，他只用了三句：“北大是思想的集市，不是陈列馆；思想有价，无人敢估；敬畏思想，胜过敬畏权力。”空气顿时安静，听众屏气凝神。

讲完，他手捧鲜花赶去安华里，看望小学国文老师鲁荣坤。老人因帕金森症无言，他单膝跪地，握手良久。“我是李敖，我来看您。”这句压低的问候，把围观者的快门声都压了下去。临别，他留下千美元小红包，叮嘱老师女儿：“给她买最软的面包，牙不好别硬撑。”

接下来的几天，他陆续赴清华、复旦演讲，又去了香山看双清别墅。无论站在哪，他总能把锋芒与幽默安插到同一句话里，让听众先惊后笑再思考。与此同时，两岸智库忙着分析他的言行，有人说他是“政治局外的活广告”，也有人称他为“文化不倒翁”。对这些标签，他只甩下一句：“写书人，不必自证清白。”

此行最受关注的仍是那把没坐成的椅子。“椅子”二字，本身就是位置的隐喻。记者问他是否后悔，他摇头：“位置不同，感受就不同。保持距离，才能看得清楚。”话音不高，却在许多人心里掀起回响。天安门城楼俯瞰长安街，汽车长龙向东流动，历史在静物与行人之间相互注视，谁也无法后退一步。

李敖结束行程时，北京已入深秋。机场候机楼里，他望向远处停机坪，随口念叨一句：“人要活得像飞机起落架，落地要稳，起飞要快。”随行助理笑问是不是新格言，他把护照合上：“老格言，新听众。”飞机滑行转弯，机舱窗外，城市灯火排成线，像他常说的那句话——“风光属于过去，路还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