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这些重要考古发现更新“川渝历史书”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李晟

一把手铲，轻轻刮去表层的浮土，露出一截色泽沉暗的木质结构。考古队员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周围的淤泥。渐渐地，一根根排列有序的木桩、一块块带有榫卯痕迹的木板，在成都平原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汉木桥，缓缓露出了真容。

与此同时，在重庆合川的钓鱼城遗址，考古人员正俯身清理着一段宋代城墙的根基，每一块条石上的凿痕，仿佛都在诉说当年钓鱼城的硝烟与坚守。

在广袤的川渝大地上，从涪江畔的古老石器，到嘉陵江边的雄关险隘，再到锦江之滨的明代王陵，无数尘封的文明密码正被考古工作者一一唤醒。

12月27日至28日，2025年度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报告会在成都召开，此次获选“2025年度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项目包括四川省射洪市桃花河遗址、四川省丹巴县罕额依遗址、四川省盐亭县张家坝遗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蔡桥遗址、重庆市合川区龙多山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遗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南侧遗址、重庆市成渝古道老关口遗址、四川省安岳县吴家沟墓群、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明蜀端王陵。

这些重要考古发现，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串联起从距今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巴山蜀水间人类活动的壮阔轨迹。它们不仅以坚实的实物证据填补了历史空白，更以生动的细节，为“川渝历史书”写下了崭新篇章。

在川渝两地考古工作者的娓娓讲述中，这些重要考古发现的故事被逐一揭开。

远古回响——

从旧石器篝火到三星堆之谜

历史的开篇，往往深埋于最厚重的土层之下。

在四川射洪市的桃花河畔，考古工作者揭开了一片时间跨度约30万至10万年的旷野遗址。这里不是零星遗迹，而是一处规模罕见、信息量巨大的“旧石器时代家园”。

四川省射洪市桃花河遗址。受访单位供图

出土的1.4万余件石器中，重型刮削器尤为引人注目，它们体型较大、刃口锋利，是古人类处理猎物、制作工具的核心装备，集中展示了当时已相当成熟的“大石片剥片技术”。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在中更新世晚期的涪江河谷，一群先祖在此栖息。他们用灵巧的双手打制石器，围捕野牛、鹿乃至体型庞大的古象和犀牛。遗址中出土的上百件动物化石，以及多处罕见的古人类活动遗迹，为我们定格了这些生存瞬间。

尤为重要的是，以桃花河遗址为核心，在涪江流域新发现的90余处遗址点，共同构建起一个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连续文化序列。

这意味着，考古专家首次能够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四川盆地早期人类文化绵延发展的脉络，为探讨古人类在东亚地区的迁徙与适应策略，提供了关键性的地标。

时光流转，文明的形态逐步演进。在盐亭县的张家坝遗址，考古学家确认了这里的主体遗存属于赫赫有名的三星堆文化，并可细分为早、中、晚三期，柱洞、灰坑、灰沟等遗迹仿佛立体拼图，还原着古蜀先民的聚落生活场景。

出土的陶器、绿松石制品、磨制石器及铜器铜渣等遗物，不断丰富着对三星堆文化内涵的认识。它就像三星堆“宇宙”中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帮助人们更全面地理解那个神秘而辉煌的青铜文明。

文明交融——

从秦汉津梁到宋元要塞

当历史步入战国秦汉时，川渝大地成为中原文化与古蜀文明、巴渝文化交融碰撞的重要舞台。成都青羊区蔡桥遗址的发掘，便以一座穿越时空的木桥，精彩诠释了这种交流与传承。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蔡桥遗址。受访单位供图

这座木桥始建于战国晚期，一直沿用至汉晋时期。现存长达46米的桥体，结构复杂而精巧：东段宽大，采用在河床挖槽铺设底板，再以榫卯固定木桩的工艺，防止桥体沉降，甚至还残存着护栏；西段则相对简易，用木桩和包裹卵石的竹笼加固基础。

考古专家发现，木桥在使用期间经过多次修缮，东西段结构的差异，可能就是历代维护、改造留下的痕迹。

在潮湿的成都平原，能如此完好地保存下2000多年前的木构桥梁，堪称奇迹。它与早年发现的金沙汉代廊桥遥相呼应，共同证明成都平原自古水网密布，桥梁技术发达，是古代中国交通技术与水环境治理智慧的生动体现。

沿着历史的轴线来到宋元时期，战争的印记深深烙在了山城重庆的土地上。合川钓鱼城，于2025年的考古工作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对三龟石遗址的发掘，考古人员首次完整贯通并明确了钓鱼城东内城墙的走向。一道道城门、一段段城墙、一座座高台与道路的重见天日，如同拼图一般，让这座山城防御体系的内部结构愈发清晰。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遗址。受访单位供图

战争关乎生存，而生活则承载着日常的烟火气。在成都青羊区西御街南侧，考古工作者揭开了宋元时期成都市民生活的一角。这里清理出的道路中央铺砖平整如席，两侧砌法考究，路边还配有排水沟，设施相当完善。出土的大量青花瓷片和生活器具，勾勒出市井的繁华。特别是一些带有“嘉定十年”“嘉定十一年”纪年的铭文城墙砖，如同历史的“二维码”，为复原宋元时期成都的城市格局、街区功能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精准的时空坐标。

明清印记——

从古道雄关到王陵沧桑

明清时期，川渝地区作为中国西南的重要区域，其历史面貌在考古发现中变得更加细腻和立体。

连接成都与重庆的东大路，是当时的交通大动脉。而位于璧山区的老关口，正是这条古道跨越缙云山的关键隘口，被誉为“成渝孔道重庆第一关”。2025年的发掘，让这座湮没于荒草林木中的关隘重焕光彩。

重庆市成渝古道老关口遗址。受访单位供图

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石板铺就的古道、依山开凿的石碥路，以及“险设天成”“巴县西界”等摩崖题刻。更令人惊叹的是完整的关城防御体系：四座城门扼守要冲，城墙蜿蜒连接山体，山顶设有哨楼，坡地建有营房。

这些遗迹生动再现了明清时期官府在此设关立卡、稽查行旅、保障商路安全的历史场景。老关口遗址不仅见证了成渝之间频繁的商贸往来与人口迁徙，也凝聚了古人利用天险、设计城防的军事智慧，是成渝地区珍贵线性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历史的篇章翻到明代，藩王的故事在成都地下续写。位于锦江区的明蜀端王陵，其发现过程本身就像一场考古“侦探剧”。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明蜀端王陵。受访单位供图

这座属于明代第十一代蜀王朱宣圻的陵墓，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发现，却因地形变迁而一度“消失”。直到2023年底，在土地出让前的考古勘探中，它才被重新定位。陵园中轴线建筑布局清晰，王陵与两位妃子墓同冢异穴，合葬于巨大的夯土封堆之下。

蜀王墓室规模宏大，石门上的乳钉、残存的贴金、壁上的龙纹浮雕，无不彰显着王族的尊贵。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决定性证据，是陵前刻有“忠贤懋著”的石联——这正是史书中记载明神宗表彰朱宣圻的匾额文字。

尤为重要的是，此次还发现了四川地区首次找到的明蜀王陵陵前建筑基址，为了解明代藩王陵寝的完整规制提供了空前珍贵的资料。

从桃花河畔远古先民敲击石器的声音，到蔡桥河边秦汉工匠修筑桥梁的身影；从钓鱼城上宋元军士守卫家园的烽烟，到老关口前明清商旅穿梭不息的脚步，再到蜀王陵中沉淀的明代藩封岁月……2025年川渝地区的这些考古发现，跨越数十万年时光，层层叠叠地书写着这片土地的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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