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考古保护的不懈探索

西夏陵遗址6号陵。

西夏陵防洪墙遗迹。

2025年7月，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历史文化遗迹，西夏陵申遗成功的背后，是多年来人们在考古、研究、保护等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探索。

考古步履的开启

“西夏陵考古从1972年正式起步，当时宁夏文物部门调查贺兰山东麓墓葬群，确认其西夏陵的身份，并对15座陵墓进行编号。”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柴平平介绍，西夏陵的考古工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其中这一阶段的发现，为之后的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

1972年至1977年，考古团队重点发掘的6号陵，其49米长、最深处25.6米的墓道采用圆木砌筑与封门，结构罕见，还出土经幢、金鞍饰、人物木雕等大量文物，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信仰以及丝路文化交流。1975年，7号陵碑亭发掘出土西夏文残碑，确认墓主人身份。同期陪葬墓发掘出土的丝织品、铜牛、鎏金铜饰等，展现了西夏手工业与丧葬习俗。

1986年至1991年，考古工作转向调查测绘。“我们重新调查、统一编号测绘，确认帝陵9座，陪葬墓确认数量从近百座增至207座。” 柴平平表示，其间两次发掘北端建筑遗址，确认其为5.3万平方米的三进院落，沿轴线对称布局，体现对中原建筑的借鉴，出土的琉璃瓦当、瓷器等丰富了研究素材。1987年进行了3号陵东北碑亭的发掘，1987年至1991年的三次系统测绘，绘制50余幅图纸，并将陵墓分为4区，沿用至今。

探索发现 有序推进

2000年后，考古研究聚焦陵园布局、陪葬墓与防洪遗迹，深化对西夏陵的认知。2000年至2008年，陪葬墓确认数量增至253座。2007年对3号陵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其除陵塔为砖木结构外多为土木结构，且角台为圆形，出土的绿釉摩羯、黑釉迦陵频伽等琉璃构件，显现金属烧制技艺与佛教文化影响。

2007年至2008年发掘6号陵，确认其以黄土夯筑为主，出土石马、残碑等文物。“6号陵献殿、角台采用唐宋梁柱式做法，还运用减柱移柱技术，体现了西夏建筑的借鉴与创新。”柴平平说。

2016年至2024年，陪葬墓数量增至271座，同时发现32处防洪遗迹。“西夏陵位于山前洪积扇，防洪设施分三种形式：陵园外围防洪墙、防洪墙与沟结合、陵园下方防洪沟，高度0.2米~0.8米，石块包边，沙土夯筑，体现因地制宜。”柴平平解释。2022年至2024年，考古人员对7、8、9号陵遗址进行了勘探，确认7号陵有完整设施，8号陵存在夯土墙与碑亭遗迹，9号陵待进一步探索。

考古与保护相辅相成

伴随考古工作的开展，保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随着考古深入，我们对文物病害认识加深，保护方案更具针对性。” 柴平平说，西夏陵地处干旱半干旱交界带，墙体根部掏蚀、裂隙、剥落等病害突出。

针对病害，参与西夏陵遗址保护修复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杨善龙介绍，保护团队研发了一系列专项技术：采用人工夯土补强掏蚀部位、裂缝灌浆和表面综合处理等措施。“我们还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开发出一套综合性抗震加固技术。”他说。近20年的监测数据显示，这些技术有效消除了安全隐患，保障了遗址的结构稳定。

西夏陵的保护工作历经了抢救性、主动性到预防性三个阶段的演进。如今的预防性保护阶段注重日常监测与保养，这些创新的技术成果已成功应用于交河故城、三星堆等重要遗址的保护实践中，展现出广泛的应用价值和推广前景。

关乎过去 更关乎未来

考古与保护不仅是学术和技术问题，更是文化价值阐释与公众教育的过程。来自北京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剑，自2011年西夏陵申遗项目启动以来，便参与其中，十四年间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蜕变。

“作为设计者，这次我们既有着专家的职责，同时也作为实施方，承担了一部分工程的实施工作。”刘剑说，在申遗工作进入100天倒计时的攻坚阶段，作为亲历者，那段日子是“人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在具体的价值阐释工作中，刘剑和团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解说与标识体系。“我们策划了一系列新颖的展示方式，包括互动装置、数字化增强现实等，让低龄群体也能理解遗址背后的故事。”刘剑说，“这些尝试也得到了申遗专家的认可。”

在刘剑看来，西夏陵的工作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未来：“我们不仅要面向专家，还要面向大众。如何让年轻人、小朋友了解这段珍贵历史，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豪感——这是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

记者 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