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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左眼失明，肺病缠身，临终咯血，他已步入坟场，却还被弹劾三次。

朝廷内外的冷眼和攻讦，把他一点点逼向死亡。

病中带血，仍喊出征

1885年秋，福州气温骤降。左宗棠瘫坐榻上，满脸灰白。手掌哆嗦着提笔，试图写下最后一道奏折。刚落一行字，一口鲜血喷在纸上。

屋内人不敢靠近，只听他喘息声如破风箱。几天前，他刚刚因为气急攻心，整晚抽搐不止。医生摇头，“肺损严重，撑不过年底。”

问题不止在病，早在1883年，他就因战事劳累，肺疾复发，左眼彻底失明。

偏偏此时，法军在越南搅局。他仍被迫坐镇福建，主导海防与战备部署。

“打法夷，出队！”这是他常年喊的口号。哪怕意识模糊，也重复喊着这四个字。身边人惊恐地看着，像是他在与死神抢话。

中法战争结束，朝廷妥协，签下条约。他听闻后，一头栽倒，昏迷三天。醒来第一件事，不是问病情，而是拍案大骂：

“失越南，亡台湾，亡朝鲜！”

从此，他开始咯血。血不止，痰不止，人也不止。他写遗奏的那几天，每隔几段文字，就要停下吐血。血红刺眼，纸染成黑红色，像战地奏报上的血指印。

他知道自己要走了。但没想到，走前还能再被弹劾一次。

三道弹劾，压在病榻上

收复新疆，万人称颂，可到了晚年，这位功臣却接连三次被参。

第一次，是因“擅调军饷”。他说，边疆用钱，临机处置。刑部却说他未报请批准，定性为“越权干政”。

第二次，是“干预地方政务”。左宗棠派兵督办地方事务，原为镇压动乱。有人却说他架空地方督抚，“意图自立门户”。

第三次最狠，直指其“结党营私”。参他的人是京中某权臣幕僚，那封弹章被在朝会上反复宣读，像在当众撕裂他的人格。

左宗棠没辩解。只是盯着弹章，沉默良久，脸色更灰。

问题不在章奏，而在权力，慈禧一直忌他。“他功太大。”她私下对人说。

尤其是1881年慈安太后猝死后，左宗棠曾提出异议，质问死因是否存疑。从那之后，慈禧对他“有异心”的说法不胫而走。

冷遇开始了，原本北洋水师的编制，他主张设立于福建，配合台湾海防。慈禧改令由李鸿章接管。

朝议中，他提“设台湾巡抚、建防务大臣”，连续三次被搁置。直到他病重，临终写下遗奏，慈禧才在数日内全盘批准。

他不知道那不是赏识，而是放心。他病成这样，已无力再构成威胁。

而他依旧交代儿子，“速呈遗折，不可延误”。

奏折最后一行，他写道：“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写完当天，他再次咯血。医生命人准备后事。他挣扎着坐起，仍问：“海防事，可成否？”

遗折如血，事未竟全

左宗棠最后的力气，用在一封遗折上。字不多，却句句带血。

那不是一封奏折，是一份未竟的布防图，是一段尚未交卷的国防纲要。

“设海防大臣，升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这一提议，他在前线已提了三年。朝廷迟迟不批。如今濒死，他干脆在遗折中直言：

“海疆不固，台必失；台若失，海内皆危。”

慈禧终于点头。“准奏。”批复下来后，办事效率破天荒地快，朝内都说，是“圣上感念左公之忠”。

可知情人却摇头。那不是感念，是防止临终之人变节。

左宗棠直到去世，都没意识到，自己晚年的最大“恩典”，其实是他即将消失带来的安全感。

他遗奏开头自述，“一介书生，蒙三朝重托”，语气平静；结尾却写下：“犬马之报，犹待来生。”

没有怒斥，没有怨词，字句克制。可整封遗折，就是一个濒死之人的控诉。

他知道自己做不完了。他甚至安排好遗体如何下葬、家眷如何避嫌。

而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不是家事，是台湾。

台湾建省设防，是他压了数十年的主张。直到自己人将散、精力将尽、朝廷将弃，才等来一个批准。

“迟了。”他对人说，“迟了。”那晚，他一夜无眠，清晨咯血不止。

“失越南则失朝鲜、台湾。”这是他在病榻上说的最后一句战略评估。

此话数年后应验。他死前高呼：“出征！打法夷！”病榻似战车，遗折如军图。只是，这次没人再听他发号施令。

帝国挤压下的孤臣

他的敌人，不只在疆场，更在朝堂。左宗棠一生耿直，晚年尤甚，常当众斥政敌为“庸碌”、“短视”。

尤其看不惯李鸿章，中法战争时，他主张进攻，趁胜拿下法军要塞。

李鸿章却电报请和，说“得不偿失”。他怒不可遏，当场拍案：“李鸿章不是个东西！”

这句话不是私下发泄，是在家中当众说出的。几个旧部听完，都劝他收口。

却摆摆手：“我死都不怕，还怕这话？”

政治上的对抗更狠。李鸿章主导北洋，安插心腹于京中兵部、户部，将左宗棠原有班底逐一清洗。

有人因此入狱，有人被贬，有人流放岭南。朝堂上再没人替左宗棠说话。他是个孤臣，在庞大的帝国机器里，只剩一副病骨。

慈禧的态度始终暧昧。战事吃紧时启用，平定后即冷藏。每次放权都伴随制衡，每次提拔都加之弹劾。

她用左宗棠战功压制边疆，却从未真正信任他。

左宗棠还没看透。他死前数度感念“圣恩”，临终仍告诫子孙“为国为民，不计恩怨”。

他以为自己忠诚能感动皇权。

错了。皇权不需要感动，只需要服从。他自以为是忠臣，其实已成边角料，一旦无用，随时可弃。

他的死，不只是身体的衰竭，更是政治结构对异类的排斥。

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连功劳都能变成罪证。三次弹劾，就是三把钝刀，把他一寸寸削成历史中的人物，而不再是活着的将军。

身后与精神

死讯传出，福州三日哀鸣。却没等来朝廷赐谥，也无国丧之礼。

一代封疆大吏，收复新疆，死后却无人送行。

灵柩低调入殓。旧部远在西北，来不及赶回。家人只依照遗命，选一处山地草草安葬。他生前无封王，死后无祠堂。棺椁旁贴着一纸遗言：“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简单八字，是他一生的概括，疆土、战功、洋务，他件件出手，一件比一件重。

当年收复新疆，敌强我弱。他不问退路，抬棺上阵，亲自督军。他说：

“吾虽死，亦当葬吾骨于疆土之内。”

新疆归于版图，今日中国西域边界，多承其功。但那年，只有孤军、瘴气和大雪。他撑下了。

洋务之时，他创办福州船政局，造炮舰、养技师，训练水师。那是中国第一代近代造船工匠，也是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的海军后备。

可惜，局被废，舰被卖，人被贬。

他不多言，只说：“吾心无悔。”

他也主张建台设防，为边疆布局。可当权者迟疑，直到他濒死，才仓皇批准。

历史讽刺至此——为台湾设防者死前被压，被诬；百年后，其建言成典，立为祖制。

而他身后，李鸿章主政北洋，继续妥协外交。洋人称赞其“理智”“善和”，但无一人记得那个死在血痰中的左宗棠，曾誓言打到西贡，直捣黄龙。

错了吗？不合时宜，他看得远，讲得明，却活在一个不愿听、不敢听的时代。

他的刚正，是体制中的异类；他的直言，是生死边缘的呐喊。

而他死得太沉重了，沉重到后人不敢重提。

只留下那封遗折、那口血染的棺椁，和一条条写在国界线上的战线——甘肃、新疆、台湾、福州。

这些地方，今天都还在，他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