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5年，虞国被晋国所灭，虞国大夫百里奚沦为俘虏。这一年，他已年过七旬。

按今天的标准，这个年纪早该颐养天年。但对百里奚来说，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史记·秦本纪》记载，被俘后，百里奚被晋献公当作陪嫁奴隶送往秦国。他不愿受辱，在途中逃到楚国宛地，被楚人抓获。秦穆公听说其贤能，想用重金赎回，又怕楚国生疑，便以“追捕逃奴”为名，用五张黑公羊皮将其赎回。

百里奚被带到秦国时，“年已七十余”。秦穆公亲自为其开释，与之“语国事三日”，大悦，授以国政，号称“五羖大夫”。这是史书明文记载的转折点——一位七旬老人，从阶下囚位至国之执政，史称百里奚“相秦六七年”（《史记·商君列传》引赵良语），此后辅佐秦穆公近三十载，使秦国由西陲小国走上称霸之路。

从亡国之臣到“五羖大夫”

百里奚早年履历，散见于《史记·秦本纪》《左传》及《战国策》等。他出身寒微，曾游历齐国、周室等地求仕，未果；后至虞国，为大夫。公元前655年晋国假道虞国伐虢，虞国被晋所灭，百里奚被俘。

虞国亡国，是否因不听谏言？《左传·僖公五年》记载宫之奇以“唇亡齿寒”力谏虞君，虞君不从，终致国灭。同篇未提及百里奚谏言，说明宫之奇是劝谏者，百里奚并未在此事上出面。后世将“唇亡齿寒”的谏言归于百里奚，多属演绎。

被俘后的百里奚，作为陪嫁奴隶送往秦国，途中逃至楚地。秦穆公闻其贤，用五张羊皮将其赎回，是为“五羖大夫”。史载穆公问政三日，百里奚推辞道：“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穆公答：“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史记·秦本纪》）。

这段对话，是秦穆公用人的底色：不咎于亡国，而识于贤能。

举贤不避己的胸怀

拜相之后，百里奚做了一件让后世称道的事：他向秦穆公推荐自己的朋友蹇叔。

“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他列举自己一生因听蹇叔之劝而避祸，唯一一次不听便遭虞国之难。秦穆公即派重礼迎蹇叔为上大夫（《史记·秦本纪》）。此后，蹇叔与百里奚共同辅佐穆公，成为秦国“左膀右臂”。

这种“举贤不避己”的胸襟，在当时极为罕见。通常人至高位，更忌他人分权；百里奚却将更高的位子拱手让于朋友，足见其公心与格局。

救灾恤邻与“泛舟之役”

公元前648年（秦穆公十二年），晋国大旱，向秦国借粮。秦国群臣多言可趁机伐晋。百里奚则言：“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左传·僖公十三年》）。

秦穆公采纳其言，向晋国运粮，船只与车队从雍城至绛城相连不绝，史称“泛舟之役”。《左传》称“自雍及绛相继”。此役不仅救活晋国百姓，也使秦获“行道之国”的名声。

这是百里奚执政理念的核心：以德待邻，以仁安民。他深知秦国的安全与发展，既需武力，也需道义。

三次安置晋君与西进战略

在对外战略上，百里奚主张稳住晋国，开拓西部。

第一次：秦穆公九年（前651年），晋献公去世，晋国内乱，公子夷吾求秦相助。百里奚率军护送夷吾归晋即位，是为晋惠公，史称“一置晋君”。

第二次：晋惠公背约不割河西之地，并诛杀里克等人。公元前645年韩原之战，秦俘晋惠公。百里奚主张放其归国，终得穆公与穆姬同意，此为“二置晋君”。

第三次：晋惠公死后，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百里奚协助秦穆公，从楚国救出重耳并护送其归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此为“三置晋君”。

“三置晋君”是百里奚外交手笔的集中体现：以稳代攻，以和止战，为秦国争取相对和平的环境，便于将精力转向西部。

称霸西戎与秦国的崛起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三十七年），秦国采用由余之策，征伐西戎。《史记》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周天子派使者致金鼓以贺，承认秦穆公为“伯”（霸）。

史家将此功业与百里奚的谋略紧密相连。《史记·商君列传》引赵良之语：“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这一系列政绩，被后世归结为百里奚辅政的核心成果。

晚年勤政与身后哀荣

百里奚晚年仍勤于政。《史记·商君列传》称其“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生活俭朴，为百官表率。

其卒年，史载有异。《史记》等称其“卒于前621年”，由此推算享寿约百岁，故有“105岁”之说；但亦有学者认为此说存疑，未见统一结论。

百里奚去世后，史载“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史记·商君列传》）。举国哀悼之深，足见其得民之厚。

孔子与后世的评价

孔子对百里奚赞誉有加。《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语：“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

孟子也为其辩护，驳斥“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牛”的说法，认为“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其智与贤，不容置疑（《孟子·万章上》）。

唐代诗人李白曾作“秦穆五羊皮，买死百里奚”，黄庭坚亦有“安知五羊皮，自鬻千金身”之句，后世以“五羖大夫”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典范。

大器晚成：年龄之外，还有这两样东西

回看百里奚的一生，我们能看到两条清晰的线：

一条是等待。他青年游学，壮年出仕，中年遭亡国之祸，晚年方遇明君。

一条是坚守。身处乱世，他未被私欲所困，未被屈辱所压，于七旬之年仍能从政三十载。

司马迁记秦穆公语：“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而取决于他能否在逆境中保持自己的才识与品格。

后世常将百里奚与“大器晚成”相连。但若细读史书，会发现真正支撑他“晚成”的，并非单纯的等待，而是：

他从未放弃对时机的准备——游历列国，见识时局；

他从未放弃对良知的坚守——居高位不骄，掌大权不私。

这两样东西，才是“晚成”背后的底色。

结语

公元前621年，百里奚去世，秦国举国哀悼。他辅佐秦穆公近三十年，使秦国从西陲小国成为西方霸主，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基础。

孔子称“秦虽小，其志大”。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对百里奚一生最贴切的注解。他的一生证明：年龄从来不是衡量可能性的标尺，真正的“晚成”，不是侥幸，而是准备与坚守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