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成都金牛坝宾馆。毛主席弹了弹烟灰,看着对面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缓缓说道:“我们这些人,不能光埋头搞建设,不读史可不行啊。读史,是为了今天办事哩。”
这一年,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各省的负责同志轮流汇报工作。轮到山西时,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站了起来。这位江苏溧阳人,打过仗,当过太行军区的政委,建国后就扎根在了山西。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53年当上省委一把手时,年仅36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前途无量。
陶鲁笳的汇报很实在,直奔主题。他说山西最大的难题,就是水。十年九旱,五行里就缺这个。他们省委有个大胆的设想,想把黄河水从内蒙古清水河县那边引过来,一路注入桑干河和汾河,从根本上解决山西的干渴问题。这个工程,在当时看来,无疑是雄心勃勃。
毛主席听得非常认真,不住地点头。等陶鲁笳讲完,他掐灭了烟,笑着说:“这个想法好!我们不能老骂黄河百害,也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嘛。黄河是天生的一条大水渠,要利用它,改造它。”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展现出了惊人的学识:“不过,你们这个设想,也算不上什么前无古人的雄心壮志。你们可以去查查《汉书·沟渠志》,汉武帝的时候,就有人提过,想从包头那一带,把黄河水引到咱们北京来。”
在场的陶鲁笳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会后,他专门找来《汉书》核对,果然在《沟渠志》里找到了相关记载,一个叫延年的齐地人给汉武帝上书,提出了这个构想。陶鲁笳心里,那份敬佩油然而生。主席的知识,真是渊博,而且记得如此清晰,信手拈来,不得不服。
正当陶鲁笳还沉浸在对主席学识的敬佩中时,主席的一个新问题又抛了过来。这个问题,看似闲笔,实则意蕴深远。他问道:“鲁笳同志,我问你个事。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历史上很出名嘛,’中华宰相村’裴氏家族就在那。那你知道,这个县为什么叫‘闻喜’吗?”
这一下,可把陶鲁笳问住了。作为山西的“大家长”,主政多年,按理说对省内的地理沿革、历史典故应该了如指掌。更何况,闻喜县声名在外,并非无名小卒。可偏偏这个问题,他就是答不上来。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主席,我……不知道。”
毛主席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反而笑了笑,自己揭开了谜底。他说,这事儿也记在《汉书》里。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乘着楼船巡游到汾河一带,船行至此,恰好收到了南方前线传来的捷报——汉军平定了南越国。龙颜大悦,汉武帝当即就给这个地方赐了个新名,叫“闻喜”。闻听喜讯,就是这个意思。
讲到这里,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主席在掉书袋,展现一下博古通今。可接下来的一句话,才让大家明白了他真正的用意。毛主席的眼神变得深邃起来,他加重了语气说:“你们想一下,汉武帝那时候,楼船都能在汾河上跑,说明当时的汾河水量有多大!再看看现在,汾河有时候都断流了。我们愧对晋民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原来主席引经据典,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落脚点还是在山西缺水这个现实问题上。他不是在炫耀知识,而是在用历史的镜子,照见当下的不足。他的知识,是活的,是能直接服务于现实的工具。这一下,陶鲁笳等人对“引黄济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历史的厚重感,瞬间转化为了沉甸甸的现实责任。
紧接着,毛主席继续发挥:“山西产煤,是能源大省。但你们要注意,开煤矿、搞火电,哪一样离得开水?黄河从你们山西境内流过将近一千公里,给你们做点贡献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引黄济汾,这个路子是对的,要坚定地走下去。”
一番话,既有历史的纵深,又有现实的关切,更有对未来的擘画。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工作汇报,更像是一堂生动的历史应用课。从一个县名的由来,引申到一条河的兴衰,再关联到一个省乃至一个国家的资源战略,这种举重若轻、以小见大的思维方式,确实令人叹服。
实际上,对江河湖海的关注,贯穿了毛主席的一生。他不仅仅是在书斋里研究,更是用脚步去丈量。他多次视察黄河,提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他畅游长江,留下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情。甚至,将南方的长江水引入缺水的北方,这个后来演变为“南水北调”的宏伟构想,也早已在他脑海中酝酿。
这件发生在成都会议上的小事,正是他这种宏大战略思想的一个缩影。一个地名的知识点,被他用成了推动一项重大水利工程的“点睛之笔”。这种“从故纸堆里找答案,在山水间做文章”的思维方式,或许才是那一代人能够面对重重困难,依然能擘画出宏伟蓝图的深层原因之一。
更新时间:202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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