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1日，上海闸北宋公园的刑场上，一名双手被缚、背后插着“通敌叛国犯”木牌的中年男子突然仰天大笑。

枪口之下，围观群众的唾骂声中，他笑得眼眶发红，嘴角却咧得像个孩子。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相机定格了这一幕：一个“汉奸”在生命最后一刻的狂喜。

这张照片后来引爆巨大争议，此人名叫朱大同，曾是中共县委书记，后成国民党中统特务，又被指投日，最终却在新中国成立后两次被迫认为烈士。

他究竟是十恶不赦的叛徒，还是忍辱负重的红色特工？

迷雾重重的“叛变”之路

1928年，21岁的朱大同在安徽萧县以小学教员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短短三年便升任徐州特委巡视员兼萧县县委书记。

然而1934年，他却突然投靠国民党中统，还亲自带人逮捕了昔日战友、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

表面看，这是彻底的背叛，但蹊跷之处在于郭子化被捕后不久竟安然获释，后来还担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朱大同在国民党内，担任徐州特务室主任期间，一面“反共”动作频繁，一面却始终未离开苏鲁皖根据地核心区域，这里恰是中共地下交通线关键节点。

1941年他率部进攻新四军四师，交战记录却显示“双方基本无伤亡”，与其说是围剿，不如说像一场默契的军事表演。

抗日战争时期，朱大同的“汉奸”罪名主要来自两次事件：一是1941年被日军俘虏后登报“联日反共”，二是担任宿县县长时配合日伪清乡。

1941年，他的部队在安徽萧县张庄寨与日军遭遇，为保护被困在地窖中的学生和村民，朱大同选择了主动走出向日军“投降”。

日军随后登报宣称朱大同“联日反共”，使他背上了“汉奸”的污名。

然而，有资料显示，朱大同当时是被迫假意投降，其后在警卫员帮助下逃脱，并继续领导抗日活动。据《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一书记载，他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江苏北部一带与日伪军作战数十次，歼敌数百人，这些军事行动表明他实际上仍在积极抗日。

1942年他任苏北挺进第七纵队司令时，与日伪军作战44次，毙伤俘敌710人。

若真是汉奸，何须与日军血战？

值得注意的是，这支纵队活动区域与中共淮北抗日根据地高度重叠，多次战斗实为策应新四军反扫荡。

这种“明面投日、暗中抗日”的双面策略，与中共潜伏人员潘汉年等人的行动模式惊人相似。

刑场大笑

当时上海尚未解放，国民党当局给他定的罪名是“通敌叛国”，通的正是他曾经效忠的共产党。

1949年2月，他加入了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秘密组织“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并担任江苏省支盟委员，主要工作是策反国民党军队，组织武装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

然而，这次策反起义计划不幸泄露，1949年4月5日，朱大同在无锡下塘被国民党逮捕。

1949年5月11日，在上海解放前夕，朱大同被国民党以“通敌叛国”罪枪决于上海闸北宋公园。

他的笑，或许源于深知自己使命已完成。

渡江战役前夕，他成功策反国民党97师等部队，为解放军打开长江防线缺口。

即便身份暴露，他也要用最后一场表演坐实“叛徒”形象，保护其他潜伏同志。

这笑容，是一位深知胜利在望却无法亲眼见证的革命者，对信仰的最终告白，也是对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轻蔑嘲讽

1950年，朱大同首次被追认烈士时，上海市政府掌握的或许只是片段证据；而1981年民政部第二次追认，则基于党史部门系统调查。

特别关键的是《上海地方志》闸北区志明确记载：“朱大同牺牲时的单位职务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江苏支盟委员、中共地下工作者”。

这种迟到的正名，折射出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

正如中共情报负责人李克农曾说：“有些同志要等到历史档案解密才能洗去污名。”

与朱大同经历类似的还有“北平五烈士”，他们背负汉奸骂名就义，四十年后才因台湾档案公开而获平反。

沉默的英雄

朱大同担任中统特务时“反共”越积极，越能获取机密情报；被骂汉奸时仍暗中护送学生兵，恰是党性超越个人荣辱的体现。

这种“毁誉不计，惟求实质”的生存哲学，在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性。

就像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台词：“我穿这身皮（国民党军装），心却是红的。”朱大同们用双重身份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着最危险的舞蹈，他们的真实面貌，或许就藏在那张刑场照片里，当群众高呼“汉奸”时，他笑的是黎明前的黑暗即将散去，是信仰终将战胜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