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大陆缺什么我就做什么”，三次创业都击中中国芯片命门

在制造瓶颈、材料空白、模式僵化的情况下，他却为国产半导体拼出一条生路，用一生践行了“产业报国”的朴素誓言

在中美芯片博弈的暗战里，他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商业明星，却是凿穿技术封锁的“工程愚公”。

一句“大陆缺什么我就做什么”，让他用三次孤勇创业，精准击中中国芯片产业的三个命门。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芯片产业，堪称“一穷二白”。

六百多家工厂的年产量加起来，不及日本一家工厂一个月的产出，国家砸下100亿的“909工程”，因缺人才、缺经验、缺方法论，最终效果寥寥。

当时的半导体江湖，台积电、德州仪器等巨头垄断技术，中国连登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

就在这片荒原上，张汝京带着“我要在大陆建一家全球领先半导体公司”的誓言而来。

2000年，张汝京辞掉台湾世大半导体总经理职务，放弃台积电的巨额股票，举家搬到上海，中芯国际就此诞生。

没人想到，这个看似鲁莽的决定，会给中国芯片带来一场“快进三十年”的革命。

建厂初期的艰难远超想象，当时大陆技术落后国际三代，全球设备企业层层封锁，人才更是极度匮乏。

张汝京祭出了一套“组合拳”，逆周期扩张+全球挖人+极致节俭。

行业低谷时，张汝京趁机低价收购二手设备和摩托罗拉天津工厂，凭借个人威望，感召300多位台湾工程师、近百位欧美专家归国，甚至说服海外华人卖掉房子投身研发。

他用“铁皮屋当办公室、7元盒饭当正餐、老桑塔纳当座驾”的苦行僧作风，省出三成建厂资金。

更惊人的是张汝京的闪电速度，2000年打下第一根桩，2001年就投产8英寸产线，2003年突破90纳米工艺，首次将大陆芯片带入纳米时代。

2004年建成内地首条12英寸晶圆生产线，仅比全球第一条晚三年，短短九年，中芯国际从无到有，产能跃居全球第四，直接将中国芯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缩短了三十年。

但锋芒太露必然招致围剿，台积电两次发起专利战，第一次逼中芯开放技术供其检查，第二次更是开出“赔款2亿美元+出让10%股权+创始人离职”的苛刻条件。

2009年，65岁的张汝京被迫离开亲手创办的中芯国际，在法庭上当场失声痛哭。

他的悲壮离场，不仅是个人的遗憾，更是中国芯片自主脉络被掐断的阵痛，中芯此后陷入多年低谷，技术停滞的局面。

离开中芯的张汝京，没有选择安享晚年。

竞业协议规定他三年内不得涉足晶圆代工，他便转头扎进LED产业，创办亿瑞光电、升瑞光电，从材料到设备，帮中国LED实现全链自控，为重返芯片战场积蓄力量。

2014年，禁令一解除，66岁的他立刻重披战甲，这一次，他瞄准了中国芯片最致命的短板大硅片。

硅片是半导体的基石，占芯片成本的30%，而当时国内300mm大硅片100%依赖进口，一旦被卡脖子，整个芯片制造产业都将停摆。

这是一块公认的硬骨头，技术门槛堪比攀登珠峰，全球仅少数几家企业能实现量产。

张汝京带着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日夜攻坚，没有经验就从零摸索，没有设备就改造升级。

两年时间里，张汝京和团队几乎住在了工厂，反复调试参数，优化工艺。

2016年，中国首根300mm单晶硅棒横空出世，纯度达到11N的顶尖标准，一举填补国内空白。

当首批国产大硅片顺利出厂时，张汝京却悄然退出，将企业交给上海硅产业集团运营，对张汝京而言，解决国家的缺芯之痛远比个人名利重要。

这场胜利的意义远超技术突破本身，它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硅片的垄断，让中国芯片产业链上游终于有了自主可控的底气，也为后续国产芯片制造成本降低、产能提升铺平了道路。

张汝京用实际行动证明，再难的技术壁垒，只要有愚公移山的韧劲，就一定能凿开缺口。

解决了制造和材料的难题，张汝京又发现了中国芯片产业的第三个命门，模式僵化。

当时行业主流的要么是英特尔式的IDM全流程模式，要么是台积电式的专业代工模式，前者投入巨大，后者容易造成设计与制造脱节，对中小芯片企业极不友好。

70岁的张汝京再次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青岛创立芯恩半导体，探索全新的CIDM共享制造模式。

CIDM模式的核心的是联合出资+资源共享，张汝京联合十多家企业交叉持股，让设计端和制造端从对立走向合作，不仅降低了单个企业的投资风险，还能实现工艺资源的高效利用，让中小芯片企业不再陷入“设计出芯片却找不到工厂代工”的死局。

这种模式精准契合了中国芯片产业小而散的现状，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题思路。

就在CIDM模式逐步落地时，新的缺芯危机又出现了。

随着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车规芯片成为新的短板，国内车规芯片进口率超90%，严重制约汽车产业发展。

74岁的张汝京再度披挂上阵，加入上海积塔半导体，专攻车规芯片。

他双管齐下，一方面将中芯国际的成熟制程移植到车规芯片产线，快速实现技术突破，另一方面联合吉利共建芯片联盟，推动芯片与整车同步开发，彻底打破国外企业的垄断。

从CIDM模式到车规芯片，张汝京的每一步都踩在产业发展的痛点上。

他不纠结于单点技术的突破，而是从产业链全局出发，用工程师的严谨和战略家的眼光，为中国芯片产业开辟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张汝京的三次创业，看似是一次次被动补位，实则都源于他心中早已绘就的“缺芯地图”，而这张地图的底色，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

他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的技术报国者，父亲在重庆兵工厂炼钢造枪炮，母亲放弃留洋机会钻研火药，这种“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的家风，从小就深深影响着他。

在德州仪器工作的20年里，张汝京从工程师做到高管，在全球建了十几家半导体工厂，本可以沿着技术移民的路线一路高飞，但父亲一句“你为什么不回大陆建厂”，让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

为了给大陆储备人才，他早在1992年就在新加坡工厂偷偷招聘大陆员工，为了在上海建厂，他放弃台积电的巨额股票，甚至不惜放弃台湾户籍，面对台湾当局的三次罚款，始终不为所动。

这位被业内称为“工程师将军”的老人，一辈子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不穿西装，不住豪宅，常年吃7元盒饭，开着老式桑塔纳。

但他却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在刀刃上，给技术团队盖宿舍、建学校，甚至在工厂旁边建教堂，只为让人才感受到家的温暖。

他培养的弟子遍布中国半导体行业，很多企业的CTO、CEO都尊称他为“师父”，他播下的人才种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如今77岁的张汝京，依然每天泡在积塔半导体的产线上，盯着车规芯片的良率数据。

他的办公室里没有豪华装饰，只有一张贴满技术参数的书桌和一摞厚厚的工程图纸。

对他而言，“中国芯”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次焊死技术缺口的坚持，每一次填补产业空白的执着。

从中芯国际到新昇半导体，再到芯恩和积塔，张汝京用三次创业，精准击中中国芯片产业的三个命门，为国产半导体拼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道路。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大陆缺什么我就做什么”的朴素承诺，他不是流量加持的商业明星，却是中国芯片产业最硬的脊梁。

如今，国产芯片已经在手机、汽车、卫星等领域崭露头角，中芯国际的市场份额跃居全球第三，大硅片实现自主量产，车规芯片打破进口依赖。

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张汝京当年的孤勇与坚持。

或许正如他所说：“芯片产业没有捷径可走，缺什么就补什么，只要肯坚持，中国人一定能造出自己的高端芯片。”

而这位白发苍苍的工程愚公，还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用一生诠释着何为产业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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