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瀛革命自传回忆1、参加坡里暴动（上）

一，参加坡里暴动

1927年夏天以后，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的大骚乱时期，到处烽烟四起。阳谷一带的农村到处都是打起的高大的圩子墙和坚固的碉堡式楼房。尽管遍地烽烟滚滚，但高楼上的有家主，却是“清风徐来”。不论苛捐杂税，还是敲诈抢夺，他们的这一套鬼把戏耍来耍去，最终都是落在贫苦的劳动人民头上。地主家的粮食终年堆积如山，而且六畜兴旺，骡马成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哀鸿遍野的景象到处都是。不管军阀们多么凶狠，归根结蒂，他们还是担当着地主阶级保护人的角色，而且他们永远不会损害地主阶级身上的半根毫毛。

在聊城西南40里，阳谷北50里，莘县东北25里三县交界地带，有一坡里庄，在我后梨园村偏西南方向，距我村八九里地。坡里庄东北角有一占地近50亩地的天主教堂。村子的西南面有些贫困破落的农户，其中大部分早已沦为教堂的农奴。教堂的南面，有两户大地主，他们各自盖有自己的碉堡式楼房。在教堂的南面和建筑群之间有一个甬道相隔的地方，还有一座大楼，由教堂内架起一座带房顶的天桥，把教堂内外连接起来，桥的两面都装有很厚的楼板作隐蔽之用。教堂外面偏西还有一家地主楼院，距教堂较远。

这座天主教堂，是由德国天主教创建于清光绪年间，坐北朝南，两扇黑漆排钉大木门的正上方，写着“天主堂”三个红色大字，教堂大门西侧的神鼓楼直插云霄。整个教堂共分前、中、后三个院落，迎路将三院落前后相连，外环为两层圈楼，圈楼的外墙是坚固的垣墙，两层西洋式圈楼与五座三层碉堡楼相间。特别是两层圈楼楼顶平台均建围墙，可通四周，它担负着观察守望和防护守望的任务。教堂院内可容千人的主教堂、神鼓楼、修士楼、修女楼、育婴堂、修道院、孤儿院、老人院等八栋西洋楼相互连接，楼下地下室相互贯通。 教堂内有一个神甫、五个修女和一个五、六岁的外国小孩。还有几十支步枪，雇佣几十名打手护卫，只要把大门关起来，没有炮攻是打不开的。

周围村庄的农民，大部分被迫入教，成为他们的农奴和佃户。他们把霸占的上千亩土地，分租给同教的佃户耕种，收入很丰，钱满串，粮满仓，饲养的牛、马、猪、羊无数，事实上是鲁西北唯一的大庄园。这些洋人及其走狗仗着帝国主义的势力，结官府，走衙门，在当地作威作福，形成了一个农村“小王朝”。附近的豪绅地主，也为虎作伥，给洋人帮凶，欺压百姓。洋人还披着宗教的外衣，以“传教”的方式宣传“教义”毒害百姓，他们教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主”！“主”会保佑他们，对任何人不要进行反抗，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目的是使受苦受难的人们听从他们的摆布，忍受侵略及剥削。而神甫和修女们却过着“高尚和体面”的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非常奢侈。因而，我们这一带的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只敢怒而不敢言。

尤其是坡里以东的郭店屯、梨园、九都杨一带，是贫苦农民集中的地方，在共产党员杨耕心、曹万年等人宣传发动下，我们这里农民的觉悟日益提高，自动提出来要打倒洋人，拆毁教堂，打土豪，分田地等泄怨恨的口号，充分流露出反抗压迫的心情。由于杨耕心和曹万年二位同志，在郭店屯一带十几个村庄上，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到了1927年的冬天，已在郭店屯、曹庄一带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农会）及党的支部，连我在内大约有十几个先进的农民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有一部分逐渐了解到党的政策和基本精神。当时，党的“八七会议”认为要极力组织工人、农民举行部分的、全面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中华全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群众自动提出了“打倒洋人”的口号，要求拆毁教堂。

在那个年代，阳谷县杂牌武装众多，“司令”多如牛毛。曹庄村北一里地韩庄的韩建德，中等身材，身体偏瘦，眉目清秀，思维敏捷，大胆敢干。因从小扎一小辫，四处八乡都叫他“韩小辫”。他父母去世早，他与妹妹由其叔婶抚养，入私塾读书时，和曹万年是同班要好同学。韩建德成家另住后，其妹也嫁到薛寨，却因对其婚姻不满而自杀身亡。

本村地主韩丕显、韩丕厚依靠人多财广横行乡里，对从小失去父母的韩建德随意打骂，有一次韩建德还地租晚了几天，韩丕显就把韩建德的一窝小猪赶走抵债。韩建德打架打不过，就和韩丕显打官司多年，打官司也打不赢，为此事其叔面对苍天喊冤叫屈，围观者敢怒而不敢言。为此，韩建德愤而拉起杆子为“匪”。但他不嫖不赌，不劫路，不牵牛架户，只对大地主“喊款”（借钱）济救穷人。

1927年北伐革命兴起，华北大乱，韩建德要率弟兄起义，但不知投奔谁好，正好梁庄的徐登朝，在我乡拉队伍，韩盲目投奔了徐登朝，做他的部下，并结识了徐的参谋长程宗岳，二人成了朋友，他二人对徐的做法，尤其是对徐的作风很是不满，便密谋自立。杨耕心通过家中长工杨保善（党员，与韩建德表弟关系）了解到这些情况，便利用与韩建德家有亲戚关系，向韩建德反复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动员他跟共产党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韩建德为洗去“匪”名，欣然接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表示愿意跟共产党闹革命。与此同时，杨耕心、曹万年活动徐登朝，并且通过关系来掌握许登朝，徐登朝表示愿意同我党联合行动。

1927年11月间，鲁西县委委员袁果代表鲁西县委来到九都杨村，杨耕心、曹万年立即向袁果汇报了韩建德、徐登朝的情况，并提出了联合徐登朝参加坡里暴动（坡里暴动前徐登朝被杀），并建议把韩建德争取为发动暴动的主要力量。我参加了在九都杨村召开的有几十个有觉悟的革命群众的大会，并聆听了鲁西县委委员袁果作的政治宣传性的报告。他们在碾坊道里开党团员支部联席会议时，我在碾坊外给他们站岗放哨。

一天，鲁西县委指定赵以政和聂子政二同志，经杨耕心、曹万年引见，在郭店屯街中心路西坐西朝东的于家马车店和韩建德接上了头，我就在于家店门外给他们站岗放哨。赵以政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并向他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话越谈越投机，韩建德问：“共产党能否派代表和我们经常取得联系？”赵以政同志笑着说：“我和聂子政同志即是代表共产党来和你们协商进行起义救国这个大事的。”韩建德十分高兴，马上整顿队伍，加紧操练，准备随时听从党的调遣。

1927年10月至12月间，杨耕心、聂子政、郭庆江、曹万年、韩建德等分别在定水镇、郭店屯、九都杨、曹庄、杨庙等多次秘密开会，研究暴动计划，部署暴动分工，聂子政、郭庆江在郭店屯还参加了动员大会，都是我在门外给他们站岗放哨。经过多次商议，最后决定于腊月三十日下午利用敌人花天酒地，人烟喧腾的时机，乘其不备一举占领教堂。

我那时给曹万年当警卫员、给曹万年和杨耕心之间来回的送信，又是党内通信员，他们叫干啥我就干啥，他们开会我就给他们站岗放哨。曹万年对我说：“我叫你去那你就去。”坡里暴动前，他叫我去九都杨庄给杨耕心送过几封信，他嘱托我：“这信啥时也不能失迷了。”他还说：“杨耕心与咱是一样的，他叫你做什么事你就听他的话，咱做的事绝对不要对任何人说。”

暴动队伍的集结地点定在了杨庙村，因为在韩庄韩建德已无立足之地，况且和韩丕显、韩丕厚对立是不利因素；在曹庄曹万年家，其父母可能不支持暴动；在其他人的家里，若暴动失败会带来灭顶之灾。经过多方考虑杨家庙村的老古庙条件最佳，其有利条件是：杨庙村路南是富户、有围墙，前几年富户主杨东善的大儿子杨紹春，被土匪绑架走，经济损失很大，故到天黑紧关大门。

路北是穷人，对曹万年、韩建德的杀富济贫行动很佩服和支持；古庙在村西，与村不连接，平时（特别是晚上）富户人家不去玩，穷户人家很少去玩，尤其是小孩，大人教育有神有鬼更不去玩；看庙的老道叫刘振清，老家是苫山刘文的后裔，因家庭贫寒流落到这里看庙，同曹万年、韩建德关系尚好；杨庙村的古庙离曹庄不足一里地，离韩庄有一里半，形成三角形。况且暴动人员大部分是临近几个村的，便于集合和分散。于是曹万年、韩建德先同看庙的老道刘振清见了面，并讲清这次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穷人打天下举行暴动的意义，经过教育，刘同意在庙里为集结点，并答应帮忙。

之后，杨耕心、曹万年、韩建德等积极采取亲连亲友连友的方式，互相通知，秘密向杨庙一带聚集。1928年1月10日（古历1927年12月18日）傍晚，各地人员到达集结点的有40余人，之后各地人员陆续到达，有杆子、农会会员和共产党员等近百人。因铺草不足，韩建德的侍卫杨万奎去该村杨绍和场里弄麦秸铺铺，因没找到人就动手了，地主杨绍和知道后出言不逊，解释劝说不起作用并发生口角，杨万奎掏出手枪要毙了他，吓得杨绍和浑身筛糠，磕头求饶。韩建德知道此事后说：“穷兄弟们随便拿他的麦秸是错误的，军法无情，杨绍和是我们穷兄弟们的死对头，要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暴动，需要注意影响，讲究策略，今天就是他见阎王的日子。”（杨绍和曾任汉奸队长，解放后被捕，释放后逃到东北。）

为防止出现意外，庙外由暴动人员打扮成拾粪的观察情况，庙内暴动人员开会、吃饭、休息的地方也有站岗的。在集结地点，聂子政给我们讲了当前全国革命形势，说劳苦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暴动，将来建立人民政权，才是最光明的道路；曹万年给我们讲了他在法国当劳工时所见所闻，使我们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韩建德侧利用仅有的几天时间搞暴动训练，讲解注意事项等等。

韩建德、宋子美等到坡里庄找到一个姓李的，外号叫“四猫眼”的“内线”，了解教堂的一些情况，并得知1928年1月14日（古历1927年12月22日）晚上教堂“晚祷”，教徒都要聚集到主教堂里向天主朝拜，教徒可自由出入，九点多才关门。根据以上情况，韩建德等执意要提前行动，于是就取消腊月三十进攻教堂的计划，提前行动。为保证坡里暴动成功，腊月21日晚又派王志本、张文贤回坡里了解情况，防止出现意外变化。

1928年1月14日（古历1927年12月22日），以杨耕心、曹万年为首的共产党，发动的鲁西地区我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 —— 坡里暴动开始行动了，并决定由共产党员曹万年任第一司令，绿林武装首领韩建德、王志本、王朝聚为副司令。暴动口令：“创业”。傍晚，雪仍下个不停，聂子政、曹万年、韩建德召开了简明扼要、气壮山河的战前动员会。我们告别了杨庙古庙里的刘振清，顶风冒雪，沿着徒骇河向坡里进发。

我们到了坡里北一里许的土骇河，王志本、张文贤早已在此等候，他们汇报情况后，曹万年进行了具体战斗布置：暴动队伍分两路攻入教堂，一路由韩建德带领十几个人组成尖刀排，扮着晚祷的模样混进教堂，另一路由曹万年带领部分暴动武装由教堂的西北角攻入，以枪声为号。

韩建德率领韩建春、韩建中（韩建德堂叔伯兄弟）、韩金池、杨万奎、朱新泽、邢二（邢庄村）、姬达明（河南的）、宋学言、王德五、魏金锁等十几个人组成的尖刀排，扮做“晚祷”的教徒，陆续接近教堂大门，正好教堂两扇偏门没关，但“晚祷”已近结束，两名守卫不许入内，说着就要关门，被邢二一刀将—名守卫刺倒在地，另一守卫被迅速绑上塞进门楼，尖刀排一拥而进，占领了位于教堂中的二门楼，打了一排子弹，高喊“不准动，缴枪不杀!”

与此同时，曹万年司令率领王志本（王把势村人）、王朝聚、曹保真（曹庄人）、杨德清（杨庙村人）、胡学敬（胡楼村人）、胡学善（胡楼村人）、胡守正（胡楼村人）、胡廷连（胡楼村人）、张文贤（坡里村人）王守聚和我（后梨园村人）等，还有徐登朝手下的部分士兵（齐鲁自愿军），大约有20余支枪，其余人员都持着红枪（红缨枪），六七十人的暴动队伍从教堂防卫比较薄弱的西北角，搭人梯迅速跳了进去。因为教堂的东、南、西三面都有小村子靠近教堂寨墙，只有北面是一马平川。

又因教堂后面的西北角是教堂的厕所，高高的砖墙在教堂寨墙的西北角的北面围西、北、东三面而建。教堂的北面有两个通往教堂外的厢房圈门，最西边那个通往厕所，一般不关；往东约十米左右还有一个，这个门是教堂通往外界的地方，常年牢牢地关着。教堂的东北角是建教堂时因取土而形成的大水坑，像个大大的月牙环抱着教堂。再往北是地，没有人家。所以教堂的西北角是教堂防卫最薄弱最容易进攻的地方，那天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在一片喊杀声中，教堂被我们全部占领。

暴动队伍将教堂内的护院、打手、教徒共二三百人，全部集中控制起来，又从地道和夹壁墙里搜出修女5名。正在二楼饮酒作乐的德国神父听到消息拍案而起，操起瘪脚的中国话吼道：“胡说，神父的天主圣地，没人敢的！”

这时暴动队伍已冲入了大院，堵住了所有的楼口，“捉洋鬼子”和“缴枪不杀”的喊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这个一贯鄙视中国人，高傲得简直要上天的外号叫“大架子”的洋神父一反常态，慌忙抓了两包点心，从窗户爬入正楼楼顶上的阁楼天花板上的黑洞里躲藏起来。几天之后，这个家伙饥渴难忍，又像狗似的从黑洞里爬了出来，向我们低头认罪，祈求给饭吃，曾在中国人民面前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卒，一个个狼狈不堪。

这次战斗，缴获步枪四、五十支，手枪十余支，子弹十余箱，银元二万七千元，还有不计其数的粮食及其他大批物资。本打算攻进教堂夺些枪，把我们农民武装起来，但我们平素没有使用枪的习惯，没有积极去抢枪，结果大部分枪都被韩建德的人抢去了。

我们攻占了教堂，轰动了鲁西北各县，远及省会济南及直隶（河北省）大名府。关键是绑了洋人。清朝历史上的所谓“教案”，在北洋军阀和反动官僚看来是天大的祸事，吓坏了官吏和土豪劣绅，他们惊慌失措，不知怎样才好。

坡里暴动的第二天，是古历1927年腊月23日，正是旧俗送灶的日子，这天下午申仲铭（申兰生）从聊城开会后骑毛驴回家，当将要走到郭店屯北二里许，杨耕心忽然从道旁闪出，上前拦着申仲铭骑的驴头，杨耕心悄悄地对申仲铭说：“昨天晚上坡里打响了，正等你，我们同去吧！”他们两人先到后梨园王筱湖家落脚，他们三人吃过晚饭，乘夜进入教堂，按照党的决定申仲铭留在教堂内工作，杨耕心另有任务便和王筱湖离开教堂。

当晚，在聂子政的提议下，建立起了暴动队伍的领导机构，聂子政总揽司令部全局，可以把党的方针政策以非命令的方式，交总司令执行，但未发表正式职务名，实际上是以党代表的身份出现的。韩建德为总司令，程宗岳为参谋长，宋子美（党员）为参谋主任，王志本为第一路军司令，王朝聚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军司令，曹万年（党员）为第三路军司令，崔存厚（党员）为第四路军司令。申仲铭（党员）为宣传科长，郭庆江（党员）来到后为谍报科长。

坡里暴动的第三天夜间，中共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委员王寅生赶到教堂，宣布成立了“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并以“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告民众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同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工农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等政治口号。并将《告民众书》在附近村庄大道上张贴、散发，曾轰动一时。张干民、王寅生他们在到达坡里教堂的第二天傍晚就离开了，但政治影响是深远的。

坡里暴动期间，杨耕心、宋励华（邵楼村）的任务是在外联系外围武装，收缴地主枪支，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影响。杨耕心先把自己家里的两支钢枪（汉阳造步枪）拿出，并带领佃户和贫雇农分自己家里的粮食。当即被他父亲杨兰亭（后为开明人士）得知，把他禁闭在家中，不许他出门一步，认为他惹祸招灾，当逆子办他。曹万年利用杨耕心是我表姐夫的关系，让我去九都杨给杨耕心送信，我从坡里村走到王营村西南时，遇见了宋子美，他是率部赴四乡收集枪支武器，由王营村回坡里的路上，他问我：“上哪去？”我说：“去九都杨给杨耕心送信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