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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每次看到加沙废墟上哭喊的孩子，总让我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列强能“肢解”非洲、肢解中东，却最终没能瓜分中国？

这个答案，今天在巴以冲突里，我终于看明白了。

民心难摧

在巴勒斯坦，常年失去家园的人们，仍然拿起石块和自制火箭，哪怕知道对面是全球先进的军队，也没有放弃抵抗。

这一幕，几乎就是近代中国农民对抗洋枪洋炮的翻版。

清政府签下《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城门失守，但底层民众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841年，三元里，广州乡民自发集结，手持镰刀、锄头，与英军短兵相接。

没有朝廷号令，只有一股原始的恨。

英军官笔记里记载：“三元里之民，蜂拥而出，杀气腾腾，几乎全军覆没。”

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

这些赤手空拳的农民，面对的是机关枪和战舰炮火，却仍相信自己可以刀枪不入，只为了保卫土地与宗庙。

欧美人以为，击败朝廷，就等于征服。

可当他们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时，才发现，敌人不是躲在宫殿里的皇帝，而是千千万万个脸色黝黑、眼神执拗的平民。

天津教案爆发后，法国传教士屠杀中国教民，引发全城暴动。

义和团分队，不靠饷银，不受军令，只认一个理：外国人来，我们就打。

欧美强盗擅长打败政府，却不擅长打败一个觉醒了的民族。

他们很快发现，哪怕占领了北京城，也占不下每一条胡同、每一座乡村。

中国人的顽强，不是靠政府动员的，而是出自千百年深植骨血的自觉。

列强内讧

中东今天的局面，在列强眼中不过是熟悉的剧本。

英、法、美这些国家，把阿拉伯半岛肢解成一个个小国家，再各自扶持代理人，把民族问题变成了无休止的内斗。

这招，在非洲、南亚屡试不爽。可在中国，他们用同样的剧本，却演砸了。

1900年，八国联军兵临北京。

按理说，这种时刻，欧美列强该同仇敌忾。

可实际上，他们在围城前就开始内斗，抢着签订各自的秘密协定，分割战利品。

沙俄觊觎东北，日本不甘，英国盯着长江航运权，法国想要西南通道，美国人则一心琢磨如何让“门户开放”利益最大化。

典型的是，占领紫禁城后的第一时间，英法军官不是想着建立新秩序，而是各自抢夺故宫宝物。

德国想要更多赔款，俄国人趁机在东北扩军，日本则开始秘密部署满洲权利。

列强中枢互相防范，暗地争斗，比对抗义和团还卖力。

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时，表面上列强得到了赔款和租界，实际上，中国被肢解的速度，远远低于，他们对非洲和中东的操作。

分赃不均，内耗不止，才是欧美列强无法真正瓜分中国的关键。

这一局面，在巴以冲突中同样重演。

阿拉伯世界本该统一抗以，但现实中，沙特、埃及、约旦各打各的算盘。

巴勒斯坦人一次次起义，换来的却是阿拉伯国家一次次的口头支援和背后交易。

列强很清楚，只要分裂继续，战争就不会结束，而他们就能永远站在背后操控。

但面对中国，他们发现，内部矛盾虽然激烈，却始终存在一种超越地方利益的共识：统一不可分。

中国和巴勒斯坦，同样面对世界最强势力的围剿，却走出截然不同的路。

背后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武器多少，也不是制度好坏，而是民族结构的深度、文化认同的强度，以及列强自己内在的结构性矛盾。

统一信仰

欧美列强用分而治之的老套路，在世界各地屡屡奏效。

在非洲，一条线一把尺子划分边界，让部族仇杀至今未停；在中东，随手扶持宗教派系，把一片黄金之地变成血海。

可当他们试图，用同样的手段面对中国时，却一次次撞上了看不见的墙。

这种墙，不是官府修的，也不是军队护的，而是普通人心里，刻着的“大一统”信仰。

即便清朝灭亡后，军阀割据、列强环伺，几乎所有地方势力，打着的旗号仍然是“光复中华”、“统一山河”，而不是“独立建国”。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妄图让中国彻底沦为保护国。

当时的北洋政府懦弱妥协，但山东、湖南、广东一带却爆发大规模反日运动。

学生、商人、工人自发罢工罢市，全国如同被捅了一刀，血从各地渗出来，但没有一块土地甘心分裂出去。

基辛格在《论中国》里记载过一句话：“中国即使碎成十七块，每一块也声称自己代表整个中国。”

在中东，哈马斯、法塔赫、巴解组织各自为政，巴勒斯坦土地上，打着反抗旗号互相厮杀。

但在近代中国，即使地方军阀明争暗斗，一旦谈到国家归属，几乎都默契默认，中国不可分裂。

连军阀混战最混乱的1920年代，广东的陈炯明、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也都口口声声要“统一”，而不是建什么“小国”。

西方人搞不懂，中国的“大一统”不是政府灌输的，而是从秦汉以来，几千年潜移默化进到每个普通人骨子里的东西。

在中国人心中，山河完整比命重要。

这种文化认同，让欧美列强即使侵占租界、割据边疆，也只能是在边缘试探，无法从内部瓦解这块庞大的文明体。

而这一点，在巴勒斯坦，则变成了血淋淋的对比。

重塑未来

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是在用血和火守护底线，那么现代的中国，则是在用智慧和力量重塑命运。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没有航母、没有空军优势，却敢于出兵百万，硬生生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

这种举国动员的能力，让世界震惊。

在那场战争中，全国农民节衣缩食，工人加班加点，孩子捐出零花钱买军鞋，连新婚夫妇也主动推迟婚礼捐钱支前。

一场战争，不只是军队在打，而是整个民族在用身体和灵魂在搏命。

对比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抵抗者，仍在用冷兵器对抗高科技，尽管勇气可嘉，但战略和发展已经严重滞后。

巴勒斯坦缺乏经济建设，缺乏科技培育，导致即便顽强，也很难跳出“死守”到“复兴”的困局。

而中国，在最苦难的时代，选择了另一条路。

抗战胜利后，中国没有关起门来自怜自艾，而是迅速启动了工业化布局，从无到有地建设起，完整的重工业体系。

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实打实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把识字教育推向全国，把本该散沙一样的亿万农民，凝聚成一个有组织、有目标的集体。

1949年，全国文盲率超过80%；到1978年，青壮年识字率已接近70%。

这是怎样一种惊人的社会动员力？

没有统一的文化认同，没有超常的社会组织力，这样的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

巴以冲突中，哈马斯依赖的主要是宗教动员，虽然能短期内激发激情，但缺乏系统性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工程。

结果是：一代代人流血牺牲，但社会结构无法上升，外来干涉势力又趁虚而入。

而中国，则在抵御列强之后，保住了国土，更通过主动重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今天的“强起来”。

这一切，不靠神迹，不靠奇迹，只靠一个最朴素的信念：

这片土地，属于每一个，愿意为它奋斗的人。

中国抵御外侮的力量，归根结底，不在于某一个英雄，也不在于一场胜利，而在于亿万普通人的觉醒。

这，就是欧美强盗在中东，可以为所欲为，却最终在中国，铩羽而归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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