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话和古代传统中的“古代日本曾统治过朝鲜”一说,例如“‘朝鲜则素戋鸣尊 所经历之地,鸣尊则三韩之祖 ’、‘日本神与天皇统治朝鲜 ’”,长期影响着一部分日 本人的“朝鲜观”。尤其在德川幕府时代,对朝鲜的优越意识使得很多日本人认为朝鲜 是从属于日本的国家。其代表人物山鹿素行(1622—1685)于 1673 年写成记述武家传统 的《武家事纪》,其中写道“秀吉晚年征伐朝鲜,其勇略冠于古今。盖朝鲜为本朝之属国屏藩,往古神功皇后征伐三韩以来,历代记录皆明载其制。其后本朝王威衰落,武家尚 未如今之化沾四海。由此朝鲜对本朝亦久绝朝贡,其后声称仅修邻交之好。” 明显表达了日本曾征服朝鲜。
日本神功皇后征朝鲜
从 18 世纪末叶起,德川幕府体质的矛盾日益激化,武士贫困、农民破 产,爆发了大量起义。在此时,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侵,先是沙俄南下对日本的威 胁,后来又有美英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使幕末思想家产生了以前从未意识到的国家危机感,逐渐形成了近代日本民族主义。
但是日本暂时没有能力和实力对抗西方列强的骚扰和侵略,这种民族主义就逐渐发展为侵略主义、对外扩张主义,但他们只能选择向近 邻和弱国进行扩张,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成为“征韩论”,以补偿受西方侵略给日本造成的损失。
到幕府末期,也正是日本所谓的内忧外患时期,“征韩论”更加明确,代表人物是 幕末思想界的重要人物桥本佐内(1834—1859)和吉田松阴(1830—1859)。
吉田松阴提出“开国进取”,即不顾它国意见,将库页岛、琉球视为日本领土,并使用武力占领朝鲜、满洲、台湾、吕宋岛(菲律宾)。
吉田松阴在 1854 年的书中写道,就朝鲜问题“一 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 1855 年与美俄 签订友好条约后,他声言:“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与夷狄。但必须严定章程, 敦守信义,乘机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满洲、中国, 在交易上失之与美俄的,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
吉田松阴
即主张以讲“信义”的 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包括琉球、库页岛等地。他企图通过欺辱邻近弱小国家,以加入欧美列强扩张行列中的野心。
支持幕政改革的桥本左内(1834—1859 年)把这种扩张主义进一步作了概括:“把美国视为东藩,西洋作为藩土,与俄国结成兄弟辱齿之邦,略取附近之国家是第一要紧的事。” 因此,幕府末期,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认为这是日本摆脱贫穷,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他们称之为“补偿论”:即明治维新后, 日本由于国力较弱,尚不足以与欧美各国对抗,不得不在各方面都屈从于欧美列强,却形成以侵略弱小国家(朝鲜、满洲等) 来寻求它在欧美列强在政治、经济和精神上失去 的东西,以此作为补偿。这一思想给予了明治初期的“征韩论”者以很大的鼓励和理论 依据
对马岛危机的爆发刺激了日本,成为“征韩论”提出的历史诱因。对马岛是东亚海上的要冲。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与朝鲜基本保持和睦的邻里关系,对马藩一直是两国 交往的唯一桥梁,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朝鲜海峡内,扼朝鲜海峡门户,属于日本长崎县,海上交通地位十分重要。
因此对马岛事务倍受欧美列强的关注,也因此成为欧 美列强争夺的对象,特别是沙俄和英国。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沙皇俄国战败, 从而把视线转移到了东北亚地区,并加紧了在此的扩张活动,引起了英国的警惕。因此, 英国为了遏制沙俄在东北亚的势力,对日本的对马岛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于英国而言, 占领对马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巩固了其在东亚的战略地位,且能够进一步控制沙俄在东北亚的出海口,遏制其在太平洋上的南下战略。对于俄国来说,占据对马岛就控制了进出朝鲜海峡的要道,东可挺进日本列岛,西可包抄朝鲜半岛,南可挺进太平洋,战略意义也十分重要。因此,以英国和沙俄为主的各列 强在对马岛的争夺更加激烈。
1859 年底,英舰“阿克特恩”号驶入对马海岸测量水情,英驻日使馆领事霍奇森建 议英国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沙俄得知此消息后,于 1861 年 3 月,也派军舰“波萨得尼 克”号强行开入对马岛,俄舰舰长彼里列夫更是以军舰受损需修理为借口,要求日本允许“波萨得尼克”号在芋崎浦停泊。当时的对马岛和属岛合称为对马, 由对马宗氏世世代代统治。
对马藩主对此提出抗议,但俄舰舰长仍无理要求提供器材、粮食等。4 月, 沙俄水兵登陆对马岛,遭到岛民的顽强反抗,彼里列夫借此要求芋崎附近的永久租借权, 藩主动摇镇压了岛民的反抗,并向幕府要求转封九州的请求。不久,俄舰又驶进日本内 海古里浦,并无视对马藩吏的阻止,强行测量水情,并不顾德川幕府的态度,在此伐木建造营地、粮库、医院,实际上已将该地占为己有。
5 月,彼里列夫向对马藩厅大肆渲 染英国对于对马岛的野心,要求租界土地以遏制英国的军事进攻,并要求谒见对马藩主。 对马藩当局深感无法应对,急忙向幕府报告此事,日本幕府立即派外交长官小栗前往交涉,要求俄舰撤出对马岛。然而,遭到了沙俄的拒绝,幕府无计可施只得向英国求助。 英国政府认为对马岛被俄国占领不能容忍,要求俄舰立刻撤出对马岛。1861 年 8 月,英 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俄国军舰开进对马不能袖手旁观。随后,英国 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霍普海军中将率两艘军舰驶入对马。迫于英国的军事压力和国际舆论及对马岛民的英勇反抗,9 月 2 日,俄舰被迫撤出了对马。
对马岛危机使日本充分认识到了对马海峡和朝鲜半岛在近代东北亚国际事务中的 重要战略地位,随着日本幕府对朝鲜事务的重视,更为了在未来的角逐中占据有力地位, 一部分人便开始策划“征韩论”,进而成为了明治政府“征韩论”形成的诱因。
明治政府策划“征韩”,明治初期,“失之欧美,取之亚洲”的思想已经形成。在这一时期,是否征韩,明 治政府上下是一致的,并未出现反对派。明治维新初期,1868 年 12 月,明治政府让对马藩主宗义达告知朝鲜,日本已“王政复古”,并派遣对马藩的樋口铁四郎一行携带国 书出使朝鲜,朝鲜因为日本国书中出现“皇、室”“奉、敕”等字样,以国书不合体例 拒之。
十九世纪中叶,朝鲜处于李氏王朝大院君封建统治之下,为了反侵略实行闭关锁国 的政策,由于闭塞,经济十分落后,需要清朝的庇护,同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只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同日本的来往只是通过对马藩进行。
由于日本曾在丰臣秀吉时代,分别于 1492 年和 1498 年两次出兵侵略朝鲜,因此朝鲜历届政府对日本都怀有戒备 心理,加上在朝鲜的思想观念里,皇室等字样只有大清皇帝才可以使用。因此,朝方认 日本文书中出现“皇、室”“奉、敕”等这样的字样使朝鲜处于低于日本的地位,他 们感到被鄙视和侮辱,朝鲜训导安俊卿严厉拒绝了日本充满不恭词句的文书,表示不能奉呈政府。
尽管如此,日本方面并未就此放弃,他们认为朝鲜政府的态度太过无礼,有些人开 始讨论征韩问题。明治政府中最早提出“征韩论”的是木户孝允。
木户孝允
木户孝允师承吉田松阴,深受吉田松阴思想的影响,他在 1868 年 12 月 14 日的日记中就曾提出“征韩论 ”, 1869 年 1 月,他正式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半岛的建议,把朝鲜看作“保全皇国 的基础,将来侵略进攻之基本”,而“遣使朝鲜,质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鸣罪声讨, 并希大张神州之威 ”, 并和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共同策划“征韩”。他甚至在其日 记中把“征韩”称之为一项日本“国策”,他的国策,就是要把征服朝鲜作为日本走向富强的基础,使日本“万世不垂”。
1869 年 8 月 24 日,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再向 政府提交的《朝鲜论稿》中称:“朝鲜国是为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若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进取经略万国之根本 ”。 明治政府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并于 1870 年 1 月,再次派遣使节携带国书前往朝鲜,朝鲜仍以国书不合体例拒绝接受。此次 担任使节的是佐田白茅、森山茂,他们在得到朝鲜的回复后,立即从对州将此事报告给 日本政府并提出立即出兵征服朝鲜的建议,认为朝鲜拒绝接受国书是侮辱皇国,应当问罪。
其实,明治政府领导人在作出这个决定时,就知道朝鲜必然拒绝,这次出使,名义 上要与朝鲜打开国交,实际上日本只是蓄意借此“鸣罪而攻其国土,以大张神州之威 ”。 在日本学者井上清的《日本军国主义》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所有记述征韩论的书籍, 都异口同声地说,朝鲜再三排日侮日,尤其竟至撤晨市停供菜来折磨倭馆的日本人,西 乡等人为了保护侨民和正当权益,维持国家体面才决意征韩。然而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企图使侵略合理化。”日本明治初期的“征韩论”并非是源于朝鲜方面的无礼,而是有种种现实目的的。
首先,从日本国防角度看,朝鲜对于日本而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以抢先沙俄侵略朝鲜为借口,日本出兵占领,进而把它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其次,从日本经 济发展角度看,明治政府希望通过征韩进而占领整个东亚,以此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为以后的南进打下基础。
同时,可解决当前所面临的财政困难,转移国内矛盾。日 本因为兵制改革,废藩置县,使很多武士失去了身份和事业,成为无业游民,造成日本国内一片混乱。最后,从殖民的角度出发,日本希望通过征韩,在未来的对外角逐中占 据有利地位,以图更长远的战略路线。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人到 1871 年出国访问为 止,一直在讨论和拟定侵略朝鲜半岛的计划。
西乡隆盛正式提出“征韩”
西乡隆盛本于 1870 年初辞官回到鹿儿岛,但为了废藩置县,大久保又再次请他回 来管理军队。1871 年 11 月,岩仓遣外使节团出访欧美,西乡隆盛留守国内管理政务, 成为留守政府的首席参议,掌握明治政府的实权。西乡的治国理念是“强兵”居首,后以“强兵”带动“富国”,此外西乡隆盛同木户孝允一样,深受幕末吉田松阴征韩思想 的影响,再加上其好斗的武士身份,成为明治初期“征韩论”的主要倡导者。
西乡隆盛
明治五年(1872 年)八月,留守政府决定再次遣使赴朝,便派遣外务大臣花房义质 到朝鲜进行交涉,而朝鲜仍不理睬,甚至断绝了幕府时期以来同对马宗藩的贸易场所釜山日本馆之间的交涉。于是日本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认为对朝鲜这种无礼态度不能漠然视之,必须以武力严惩朝鲜,使之与日本建立“正常”关系,防止外国侵略朝鲜,以保证日本的安全。
因此,日本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由外务省于 1873 年初,利用废 藩置县而撤销对马藩的机会,将釜山的草梁倭馆的旧对马藩官员撤回,改名为“大日本公馆”,由外务省派遣官员接管。在此之前,朝鲜与日本的交往都是通过对马藩进行的, 且朝鲜国内排外思想顽固,正如 1865 年朝鲜国王上清廷书中所说:“朝鲜系海边一个弱 小的附庸国家,人民贫穷,资源匮乏,不出产金属和宝石,如若使粮食和布匹这些物品流出国外,国内必将疲敝,这个小国无疑将陷于极端危险之中 ”,因此对跟他们极力排 斥欧美列强交际的日本,也十分反感。
日本这一做法更是激怒了朝鲜方面,又由于一些商业方面的纠纷,朝鲜官方于 5 月在公馆门前张贴告示,说:“彼虽受制于人而不耻,变形易俗,不可算作日本之人,不许其来往我国,所乘船只,若非日本旧标,也不许入我境 ”, 并且非难日本为“无法之国”,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西乡隆盛借此机会,再一次主张向朝鲜派出全权大使进行谈判,其意图是“责备朝鲜其菲薄邻交,并要求纠正以往的非礼,敦笃未来的国交”,这样朝鲜“必然采取轻蔑举动,还一定要杀害使节 ”,这样就可以派兵征讨,他甚至自告奋勇的提出担任这一使 节。
1873 年 8 月,明治政府在西乡主持下的庙议通过了派遣西乡作为使节出使朝鲜,引诱朝鲜人加害于西乡,再以此为借口“征韩”的决议。西乡认为:“将内乱之火苗,转 移于外,乃是富国之远见 ”,“在欧美略强东侵之际,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进取朝鲜、 琉球、库页岛等地,以奠定以后对外发展的基础。
”西乡等人一心要挑起战争, 以达到侵略朝鲜的目的。这一决议由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上奏天皇睦仁,当时天皇正在箱根(距离东京大约 100 公里)避暑,三条实美赶赴箱根奏请“宸裁”。西乡隆盛焦急的 等待着天皇的拍板,准备出使朝鲜。天皇批示下来后,西乡预定 9 月 20 号启程赴韩,不料 9 月 13 号,岩仓率领伊藤博文全体使节团成员返回日本,认为派西乡前往朝鲜, 引起日韩战争,为时过早,表示坚决反对征韩,一致主张内治优先。
随着“征韩论”达到高潮,国内出现了与征韩主张相反的声音,即主张内治优先, 反对即刻征韩,称为“内治派 ”。
“内治派”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1871 年 9 月,参议大隈重信提出向欧美派遣 使节团的建议,他认为:“处理萨长的倾轧和解决官吏安置的冲突极为棘手,且要清除 阻碍各项改革和革新的弊端。因此,尽量把那些有碍于此的人派出去,以在此期间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整顿。总之,要尽快且尽多地派出一些人。” 加之,根据“安政条约”的规定,条约在签订 14 年之后可以进行修改,至 1872 年 7 月 4 日,《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正好为 14 年。因此,明治政府决策人物下定决心向欧美 派遣使节团。
岩仓使节团
1871 年底,明治政府为与欧美列强进行“修约”交涉,同时考察、学习欧美各国的 制度和文化,派遣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参议木户孝允、外务少辅山口尚方为副使,另有书记官、理事官及随员总共 48 人组成的使节团,赴欧美访问考察。1872 年 1 月岩仓使节团飘扬过海到达美国首都 华盛顿,首先开始与美国就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交涉,但美国提出种种理由以此为借口拒绝修约。明治维新以来,首次交涉就遭此挫折,让使节团成员深切地感受到想要以“弱 国”日本完成改约使命是不现实的,从而坚定了他们将此次欧美之行的重点放在考察学习上的决心。
结束美国的考察访问后,使节团还先后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 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 11 个国家,并广泛的考察了各国的政府机构、工农牧场所、交易所、学校、报社及福利设施等,使节团亲眼目睹了“彼邦数百年 来积蓄之成果,璨然夺目,令人始惊、次醉、终狂”①达到神迷程度。
通过此次欧美之行,使节团成员充分认识到发达的近代工业和繁荣的国际贸易是西方国家致强的根本原因, 并进一步认识到“富国”是治国之本,发展工商业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他 们得出几个结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要与欧美列强的强权政策相对抗,首要任务 是要增强本国的实力,富国强兵,否则在欧美列强面前只能委曲求全;强盛的国力可以使自己的霸权、侵略主张凌驾于弱国之上, 从而确定了“内治优先”的发展方针。
因此, 回国后包括最早提出“征韩论”之一的木户孝允都一改之前的态度而力主内治优先,他说:“今日之急务,以节俭为主,经理财务,首先励我治务,厚我国力,暂缓外征,以治内政为第一著”。
大久保利通也通过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反对征韩的七条理由:“
一、 政府根基尚不稳定,自前年以来各地骚乱;
二、政府财政困难,债务累累;
三、新政府的改革事业尚未成功,战争会使其半途而废;
四、将加剧进出口的不平衡性;
五、会给觊觎日本的俄国乘虚南下的机会;
六、恐使日本的主要债权国英国进而操纵日本内政;
七、当今急务是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家的独立自主。”
岩仓俱视在关于遣使朝鲜的 奏折中也说道:“通过此次欧美之行,观其实地,察其形势,其议修约之难,更出于意料之外,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若不能著实效实力,则复国权难上之难,而夫著实效实 力,唯在于努力整备政治,使国力变得日益雄厚。……吾国维新以来才四五年,国基尚不稳固,政治亦不够完备,虽治具似备而警虞难测,方今之时未可轻易图外征之事。”
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通过对欧美的考察访问,更深刻地了解了目前 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形势。他们深感日本的封闭落后与当时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及文明开化差之千里,因此,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先整顿内政,发展经济。他们归国后便形成了“内治优先”派,坚决反对“征韩论”,大久保反对征韩意见书第三条便明确 表示,如果发动外征,则海路军、教育、司法、开拓等事业必将半途而废,日本的内政 建设会受到影响。大久保等人反对征韩还有另一层考虑,如果征韩论调付诸实施并获得胜利,西乡等征韩派人员的地位必然会提高,甚至威胁到内治派人员的权力,这是他们不能够容忍的。双方各执己见,互不退让,内治派与征韩派就“征韩论”展开了一场时 间虽短却十分激烈的大争论。
“征韩派”与“内治派”之争
岩仓使节团出国前与留守政府达成“在首脑部出国期间不得进行任何改革的《十一 条信约》”,其中第六条这样规定:“国内事务在大使回国前尽量不作新的更改,不得已时,必须照会派出的大使” ,可是在岩仓使节团访问期间,征韩派把持内政,不顾之 前的约定,作出了遣使朝鲜,以伺机找寻征韩借口的决议。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岩仓具视等人于 1873 年先后归国,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日本与欧美的 差距,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整顿内务,而非外侵,坚决反对征韩。他们形成了与征韩派主张相左的内治优先派,双方围绕是否征韩展开了一场对日本近代历史影响深刻的大辩论。
征韩派成员主要由三种持不同政治主张的人员构成:第一派是西乡隆盛所领导的极 右派连同后来自由主义的领袖板垣退助在内的士族反对派;第二派是综理外交事务的外务省,以外务卿副岛种臣为代表的国权论派;第三派是由江腾新平、大木桥任和后藤象二郎所率领的左翼自由改进派。
第一个集团是征韩论最坚定的推行者。其支持者是在维新过程受到削弱、地位动摇的武士阶层,他们希望通过对外扩张,使其有用武之地,进而重新找回他们在日本政坛上的优越地位。
西乡隆盛作为士族阶层的领袖,是“征韩论”最积极的倡导者。西乡隆盛生于萨摩藩鹿儿岛一个贫穷的下级武士家庭,从小受封建武士教育,深受日本武士道 精神的影响,认为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西乡经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在战争中屡 建奇功,才一步步走上了领导者的地位,成为士族的领袖。在他看来,日本若想实现富国,与欧美列强并进而独立于世界,只有战斗攻伐,远渡海外,侵略他国,以武力提高 自身实力。尤其主张应该趁法、普、俄等国无暇东顾之际攻取朝鲜、满洲乃至中国,以 “立入侵欧亚各国之基 ”。
由此可知,西乡此时的心境,其实并非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以为他愤恨朝鲜的无礼,一心想征服朝鲜以声日本国威,而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前途和武士阶级的命运考虑。 第一,西乡虽然回到朝廷,拿着最高的俸禄,但诸事不顺,也没有实权,处于欲进而不能进,欲退而不能退的困境,像他这样高傲的人几乎无法承受这种境遇。正在他不得志 的时候,不料产生了征韩问题,他急需抓住这跟救命稻草以摆脱目前的局面。
其次,当 时日本下层民众苦不堪言,纷纷揭竿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统治。人民斗争和暴动十分频繁,从明治元年到 1873 年,多达 409 起,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对于刚刚上台而 未站稳脚跟的明治政府而言,是一个莫大的隐患。除此, 在兵制改革、废藩置县过程中, 据不完全统计,失业武士至少达到 40 万,士族情绪不满。以西乡为首的这一派认为“外 征是替士族寻求生路和实行士族军事独裁的唯一出路 ”, 也可以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 外,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西乡隆盛充分利用国内反政府势力,为其“征韩论”赢 得了同情和支持。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没落武士阶级打算通过逼迫政府采取军事行动, 从而依靠他们的军事经验,再度恢复他们军事领袖的优越地位,以解决他们自身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第二个支持征韩的集团的势力主要在于外务省,当时的外务卿是副岛种臣,他的“征 韩论”大部分来自于美国顾问李仙得,李仙得的态度是:“日本应该攻取朝鲜,以制辽东,攻取台湾以制中国,如此便围绕中国成一半圆形,可以抵制俄国压迫东洋之势 ”。
外务省的目的,是希望在欧美和沙俄入侵朝鲜之前,日本能够抢先占领,不仅可以保护 本国安全,也可为将来之对外扩张争取主动。副岛种臣也希望借此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 通过征服朝鲜并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使日本能够同列强平起平坐,为与列强修约提供便利。
第三个集团的立场较为特殊,初看起来是主张自由的,却又支持对外扩张,十分矛 盾。其实,这一派的所谓的自由是隐蔽着一种作为政府反对派的那样一种考虑。日本在 这一时期,政府中萨摩和长洲占有绝对优势,而产生大多数自由改进派的土佐和肥前两藩的势力比较薄弱。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江藤新平,恰恰生于势力薄弱的佐贺藩,他主张打破藩阀。远征朝鲜正好给他提供一个打破萨长联合包办政府官职的机会,可以看出其目的十分不纯。后藤象二郎态度也不坚定, 导致后来在内阁会议上投票决定是否远征朝鲜时,了解利害关系的他竟弃权保持中立态度,使得原本占据绝对优势的“征韩派”的提议竟未能通过。
征韩派内部结构十分复杂。在 思想上缺乏统一性,即使与西乡站在统一战线的板垣退助也并不是为了实现西乡士族军 事独裁的计划,而是想借此组成有各藩大参事参与的议会政治,可见两者对于未来日本 建何政体上意见不一,在组织上更是各藩为政
相对于征韩派而言,内治派主要是由赴欧美访问考察的岩仓使节团成员构成。在岩 仓使节团出国访问期间,留守政府不顾之前的约定,作出征韩的决议,这一决议一旦付诸实施,岩仓等一班人在明治政府中的地位势必遭到削弱,这是岩仓等人不能容忍的。 此外,通过出国访问学习,岩仓等人认识到了日本的封闭落后,与欧美列强之差距。无论出于对自身政治地位的考虑,还是对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考虑,岩仓使节团断然不会同意西乡急切征韩的决议,形成了一致的反对征韩意见。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包括萨摩 的大久保利通、长州的木户孝允等“内治派”组成了一个团结的队伍,坚决反对征韩。
岩仓具视出身于京都的一个下级公家庭,1836 年被贵族岩仓具康收养,1854 年担 任孝明天皇侍从,1867 年他主要策划王政复古,帮助明治天皇即位,他对皇室有着很深 的影响,因此他对于这场争论而言至关重要。
内治派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大久保利通, 他与西乡同为萨摩人,也生于鹿儿岛,与西乡隆盛是发小,一向交情匪浅,并和西乡隆盛、木户孝允 称为“维新三杰”。大久保在考察访问过程中聆听了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权即公理”的 谈话,大为惊叹和钦佩。
认为日本若想同欧美并驾齐驱,不在于照搬西方体制,而在于 增强自己的国力。他虽然理解西乡的“征韩论”,却也认识到日本的财政状况无法支持 边打仗边发展经济,所以他选择反对征韩。
这样萨摩势力分裂,受到削弱,西乡隆盛受到一 定的约束,并且大久保能言善辩、机智过人,在后来的争论中充分发挥了他的作用。
另 外,木户孝允是最早提出“征韩论”的,但通过出国考察,他认识到日本缺乏根本大法, 所以“立宪”才是当前急务。木户认为西乡的想法“荒唐无稽”,若将整个国家牵扯进 一场整体性的对外战争危机中去,新政府的权威将会丧失殆尽,他选择站在了“内治派” 的队伍里,成为“征韩论”的坚决反对者之一,这对于“征韩派”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 的打击。此外,在“内治派”成员中,有一个隐蔽的支持者,那就是天皇睦仁。
日本近代天皇制度,决定了日本天皇是最终拍板的那个人。岩仓、大久保充分利用了这 一点,“内治派”才最终获得胜利。
“内治派”成员之间也有矛盾,如大久保和木户,大久保主张先“富国”,即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而木户认为“立宪”才是重中之重,“征韩论”破产后,木户因与 大久保政见不合,于 1874 年辞职。这是后来的事,此时他们是一致的,不管发展经济, 还是“立宪”,都是主张“内治优先”。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是对等的。征韩,是日本在面对西方入侵,手足 无措的新形势下,政府内部一部分人做出的一种选择,他们深受幕末吉田松阴思想的影 响,从而提出“征韩论”,以此来补偿日本在同欧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所失去的权益。 “征韩论”表现出的是民族沙文主义及军国主义,显示出明治政府试图模仿西方,通过 武力侵略邻国以实现富国的企图。但结果, 在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大久保等人的奔走策 划下,“征韩论”遭到睦仁天皇的否决,占政府要员一半以上的征韩派成员,被迫辞职,使得政权立即转到几乎清一色的内治派手中,从而为大久保政权的建立提供了绝好的时 机,也使得日本确立了“内治优先,侵略次之”的国家发展方针。
征韩论”所争论的不是是否征韩问题,而是该何时征韩的问题,争议的是内治优先还是扩张优先的问题,同时还夹杂着双方争权夺利的利益关系,“内治派”的胜利意味着日本首先将重心放在了日本国内建 设上,其次是等待时机,再行扩张,而并非彻底放弃征韩。
更新时间:2025-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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