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大陆已经收复台湾，仅仅差一个回归仪式而已

台湾，这片镶嵌在东南海疆的岛屿，其命运始终与大陆紧密相连。

数百年来，从筚路蓝缕的开拓，到风云变幻的近代，再到如今两岸关系的新格局，历史的经纬在此交织，留下深刻的印记。

回溯这段历程，几位关键人物的身影与重大的历史节点，共同勾勒出台湾发展的独特轨迹及其与大陆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百多年前，他们就这样干了

十七世纪中叶，东亚海域风云变幻。

在大陆东南沿海，一支由郑成功领导的舰队正蓄势待发。他们的目标，是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彼时，台湾已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下度过了三十余载。

公元1661年，郑成功亲率将士，乘风破浪，横渡台湾海峡，在鹿耳门登陆，向荷兰殖民者盘踞的核心——热兰遮城（今台南安平古堡）发起进攻。

经过数月围困与激战，荷兰人结束了其在台湾的统治。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并未止步于军事占领。他开始着手推广甘蔗种植和制糖技术。

甘蔗，这种亚热带作物，非常适应台湾南部的气候和土壤。

通过引入更先进的种植方法和榨糖工艺，台南平原逐渐变成了重要的糖产区。

这位被寄予厚望的领袖，在收复台湾的次年便溘然长逝，年仅39岁。他未竟的事业，由他的继任者和部将们继续推进。

郑成功在世时，已有计划地组织大陆，特别是闽南地区的民众迁徙来台。

他们带来了家乡的农耕技术和生活习俗，成为了早期开发台湾的重要力量。

在郑氏的经营下，台湾开垦出的耕地面积达到了13万甲之广。

这一规模的土地开发，极大地提升了台湾的粮食自给能力，并支撑了日益增长的糖业生产。

据称，台湾糖产量在此期间一度跃升至东亚地区的首位，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

在郑成功之后，他的部将陈永华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陈永华被誉为“卧龙先生”，在郑经时期辅政多年，他不仅建立官制、兴办学校，还在经济发展上颇有建树。

其中影响深远的一项措施，便是推行“屯田制”。

屯田制的实施，有效解决了军队的粮饷问题，同时也加快了土地开垦的步伐，尤其是在嘉南平原一带。

通过修建沟渠、兴修水利，原本荒芜的土地逐渐变成了良田。

这种寓兵于农、垦殖与防卫并举的模式，深刻地塑造了早期台湾的社会结构和乡村面貌。

时至今日，在台南乡间的某些灌溉系统中，依然能够找到当年屯田水利的遗迹，它们无声地诉说着三百多年前那段筚路蓝缕、艰苦开拓的历史。

老祖宗的地，可不能丢！

公元1683年，清朝派遣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领大军跨海征讨。

施琅本人曾是郑成功的部将，后因故降清，对郑氏的内部情况及台湾海域了如指掌。

经过澎湖海战的决定性胜利，清军成功登陆台湾，郑克塽（郑成功之孙）最终选择归降。台湾就此正式纳入清朝版图。

台湾的“留”与“弃”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部分官员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治理成本高昂，且“海外之地，无关轻重”，主张放弃台湾，将岛上军民迁回大陆。

在这关键时刻，刚刚平台有功的施琅站了出来。他凭借自己对台湾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向康熙皇帝呈上了一份著名的奏疏——《恭陈台湾弃留疏》。

在这份奏疏中，施琅力排众议，详细阐述了保留台湾的诸多理由。

他指出，台湾地理位置险要，是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关系到国家的海洋安全。

他预见到，如果放弃台湾，此地很可能再次被“红毛”（指荷兰人等西方殖民者）或其他反清势力所占据，成为威胁沿海地区的隐患。

他以极具说服力的语言强调：“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

勿谓彼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

其中，“弃之必酿大祸”的警示，更是振聋发聩。

康熙皇帝最终采纳了施琅的建议，决定在台湾设府管理，隶属于福建省。这一决策，奠定了此后两百多年清朝治理台湾的基础。

时间流转，两个世纪悄然滑过。到了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海上威胁日益加剧，台湾的战略地位变得愈发重要。

甲午战争前夕，清廷为了加强海防，于1885年决定将台湾单独设省。

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是一位积极推动洋务运动的干吏。

他在台湾任职期间，锐意革新，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建设，史称“刘铭传新政”。

这其中，修建铁路是其重要举措之一。

为了打通南北交通，发展经济，同时也是出于军事运输的考虑，刘铭传主持修建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基隆至新竹段）。

为此，他不惜重金，从德国引进了当时先进的蒸汽机车和技术人员。

这些冒着黑烟、发出巨大轰鸣声的钢铁巨兽，成为了那个时代台湾走向现代化的象征。

岛内风云起，“那条路”好像越来越远了

自2000年台湾首次实现政党轮替，特别是民进党在2016年再度执政并掌握立法机构多数席位以来，台湾的政治生态和两岸关系的互动模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民进党的核心理念与政治实践，在许多观察者以及北京方面看来，带有明显的“台独”倾向，或者说，是持续朝向强化台湾主体性、与中国大陆进行切割的方向移动。

其中，最核心也最具争议的一点，便是民进党政府自2016年上台后，始终拒绝承认以“一个中国”为核心意涵的“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国民党政府以及北京方面视为两岸展开对话协商、维持关系和平稳定的政治基础。

民进党的拒不承认，直接导致了国台办与陆委会之间的官方沟通机制中断，两岸之间的官方互动陷入停滞。

除了在政治论述上与“一中”框架保持距离，民进党政府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也推行了一系列被外界称为“去中国化”或“文化台独”的措施。

例如，在历史课纲的修订上，显著增加了台湾历史的比重，相对压缩了中国史的篇幅，并试图以“东亚史”的视角来取代传统的“中国史”框架，强调台湾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在语言政策上，虽然普通话（台湾称“国语”）仍是主要官方语言，但也加大了对闽南语（台语）、客家语以及各原住民族语言的推广力度，试图构建多元文化身份认同，淡化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单一认同。

此外，一些带有“中国”或“中华”字眼的公营事业或机构的名称，也时常引发是否需要更改的讨论，例如“中华邮政”、“中华航空”等。

在对外关系上，民进党政府积极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努力加强与美国、日本、欧洲等非邦交国的实质关系，争取提升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与地位。

这包括积极寻求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民航组织（ICAO）等以主权国家为成员的国际机构，尽管屡屡受挫。

同时，也大力推动对美军购，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这些举措在北京看来，是“倚美谋独”的具体表现。

这实力对比，有点悬殊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近十余年来，关于海峡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讨论日益增多。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和综合实力经历了爆发式的上升，尤其是在海军和空军这两个对跨海作战至关重要的军种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这种力量的增长，已经对区域军事平衡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甚至让长期在此区域保持军事优势的美国也“倍感压力”。

美国方面进行的多次兵棋推演的结果，声称这些推演指向同一个结论：倘若中美两国军队在台湾海峡附近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美国海军将面临“输得一塌糊涂”的局面。

基于这种对军事实力对比和美方潜在反应的判断，美国实际上可能已经在战略层面“悄悄地放弃了台湾”。

尽管美国表面上并未停止介入台湾问题，例如违背其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并提供其他形式的军事和经济支持。

但这些行为更多是出于“恶心一下中国大陆”的目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已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格局，对于阻止中国大陆实现统一的目标而言“无关紧要”。

接着分析“第二个阻力”——台湾自身的军事力量。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军事体量和现代化水平，无论是以往、现在还是未来，台湾的军事力量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解放军对于台湾岛内的军事部署和关键设施，包括通信枢纽、指挥中心、导弹阵地、机场港口、油料库、兵站以及后勤补给网络等具体信息，掌握得极其详尽，其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了台湾军方自身。

综合这些分析，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收复台湾的主要障碍已经消除，大陆方面已经具备随时依照自身意愿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

既然军事上的主要障碍已不复存在，为何两岸现状得以维持？

这背后有多重考量：首先是政治影响，避免“同室操戈”的局面，维护民族情感，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其次是经济代价，武力冲突可能对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造成巨大冲击。

《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外交部等官方渠道的表态，即大陆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同时强调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从纯粹武力角度看，台湾回归只差一个“仪式”，即用“枪炮代替烟火”在24小时完成统一。

参考资料：[1]郭震远.台湾问题对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13(5):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