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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72年10月，一个97岁传奇人生的最后25年，从一扇铁门开始。.

她出狱那天，没有眼泪，只有黄鱼头和一纸补贴。

铁门外的饭菜和重逢

董竹君出狱，是在一个不冷不热的十月天，五年牢狱，没人说清她的罪名，她也不问。

门刚开，门口站着她女儿，喊了句“妈妈”，她没认出来，她说：“你是谁？”声音冷得像监舍的墙。

她拎着一个灰布包，里面是几张发黄的信纸和一个小药瓶。

她的牙不好，咬不动牢饭，就靠那个药瓶维命，医生说那是胃药，其实她更清楚，那是命。

组织安排她每月补贴五十元，对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五十元可以买五十斤猪肉，或两百斤大米，可她第一顿饭，只吃了一碗粥，配一个黄鱼头。

鱼头是她自己去菜场挑的，她认不出哪是新鲜，哪是坏的，吃完两小时，开始拉肚子。

第二天住院，挂盐水，医生说是食物中毒，她没吭声。

有人来探望她，邻居、旧识，还有当年的老服务员，她都记得名字，却记不住表情。

她出院后，住进女儿家。

她坚持睡硬板床，说“软的东西会吞人。”

吃饭规矩不改，米要蒸三次，菜不能有油星，她咽不下去油腻的东西，说胃被监狱弄坏了，没人问细节，连她自己也不讲。

她在家最常做的事是看表，早上六点起，晚上十点准时关灯，一天里说不了十句话，她说：“在里面说多了，就有事。”

她的儿媳妇照顾她，儿媳会煮些汤，放点姜，热得滚烫，她喝第一口就皱眉，说太奢侈，浪费煤气。

那年冬天特别冷，屋里没暖气，她用自己的补贴钱买了两个火炉头，她说：“我不欠你们的。”

没人反驳。

身份恢复和沉默的政治

1973年5月，通知下来了，她被“平反”，工资补发，政协委员的身份恢复。

她没喜形于色，只点了点头，第二天，她自己去银行，取出补发的工资，把一部分给了儿媳，说：“我住了你们房子。”

她没有立刻回锦江饭店，她说：“不是我熟悉的地方了。”

锦江饭店，那是她一手打下的江山，原来是法租界的妓院旧址，后来被她买下、改造、营业成上海最讲究的饭店。

她曾经是饭店的“老板娘”，也是一个革命的“外围联络点”。

但五年过去了，饭店换了人，她的名字从介绍册里抹去，她去看过一次，只站在马路对面，看了十分钟，转身离开。

后来，有人建议她申请“高级顾问”头衔，她拒绝。

她说：“我不缺称号，我缺那十五年。”

她开始重新写信，写给政协，写给档案馆，写给饭店的现任经理，她要求恢复那一段历史。

她写得很冷，没有指责，只有日期、事件、名字，像流水账，但没有错。

1979年3月，她收到一纸批文，罪名被正式撤销，她对着那张纸看了两小时，然后把它压在床头柜里。

那段时间她变得活跃。

她开始写提案，关于妇女就业、养老、孤寡老人的生活状态。

她每次开会都提：“女人不是弱者，没钱才是。”她在发言时很克制，不喊口号，也不讲大道理。

她的座右铭变了，从“革命”变成了“活着有尊严。”

有记者采访她，她没拒绝，但她只说自己“是个旧社会里活下来的女人”，不肯多说过去。

有人追问监狱经历，她只说一句：“关得久，饭不好。”

1980年，有人提议她写回忆录，她点头，说要写，但不找人代笔。

她自己写，每天四点起床，写到天亮，她说：“怕记不住了。”她写得慢，一张稿纸一个小时。

她的字很工整，像账本一样，一笔一划。

她不是在写人生，是在写清账。

写书的人，不再求原谅

她开始写《我的一个世纪》，从不是为了怀旧。

她说：“我不想被人可怜。”

她写青楼，写妓女如何每天排队被验身，写自己十七岁，被卖进福昌馆，客人多的时候，一晚三拨。

她写得很直，像在记一份账，谁来、几点、给多少钱。

她写逃跑那天，从窗户跳下，脚崴了，在巷口躲了一夜，写她遇见夏之时，一个留日的学生，穿长衫，说话带书卷味。

她写得极少温情，夏之时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债主，他供她读书，带她进书店，领她见朋友，但从没说过“你自由了”。

她写：“我跟他过了二十年，但只自由了两年。”

她写离婚，是她主动，她不愿再当一个“被恩典的人”，离婚后，孩子归了男方，她一个人搬出来，租了石库门的阁楼，靠给人洗衣缝补活着。

有人劝她复婚，她摇头：“你们不懂。”

她说：“爱情不是赎身。”

后来她做生意，开裁缝铺、办茶馆、修旅馆，她在账本上记清每笔支出。

有人欠账，她就盯着，有人赖账，她就拿砖头砸门，她说：“我是给自己打工的，不是做慈善。”

写书期间，她每天写三页，隔天就重抄一遍。

她说：“不是我忘了，是我怕你们不信。”

有些章节她删了又写，写了又撕，写到自己被抓那年，写到监狱查房、洗冷水澡、三天不许闭眼。

她把那一页留白了，她说：“那几天不配写。”

八年过去，她的稿子写了三大箱，她让人把它送去印刷厂，自己不去。

书出版时没人敢大声宣传，书店摆在角落，她却每周去翻一次。

她说：“我看看它还在不在。”

一块墓碑和一首歌

她晚年不信医生，只信药片，她常常吃错药，搞不清说明书上的字，但她坚持不让家人代劳。

她说：“我不能靠你们太久。”

1997年，她开始写遗嘱，字很清，竖排，写在一张旧信纸上，落款是“竹君”。

第一条，是墓碑要刻：“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她坚持这句话放在正中，她说：“我要给看的人一个回答，不是解释，是回答。”

第二条，是葬礼上播放《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那是一首爱尔兰老歌，她年轻时从夏之时口中第一次听到，她不说为什么选这首，只说“我欠他一个告别。”

她身体开始虚弱，是一次感冒，咳嗽、发热、转天就进了医院，她拒绝插管，说“太吵。”

她死的时候没有人陪床，医生说是凌晨两点，走得平静，但护士说，她最后一句话是：“别把我埋得太贵。”

她没留存款，她的补贴卡、工资单、平反通知书和书稿，全装进一个木箱，由她亲手交给图书馆。

她不想立传，不想写碑文，不想别人替她说话。

她说：“你们想知道我是谁，就翻翻账本。”

葬礼那天，下了点雨，政协来人送花圈。锦江饭店派了代表，站在队伍中间，没人讲话，音乐响起时，大家才抬头。

歌声响了几秒，有人开始哭，但她的儿媳没哭，只拿纸巾抹了下眼角。

她说：“妈妈从来不怕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