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1951年解放，为何1965年才成立自治区？

1951年，西藏就宣告和平解放，可直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才正式挂牌成立。

这中间的1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噶厦”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这份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扰，回到了祖国大家庭。这就像一场跨越世纪的婚礼，名分定了，但要真正过上“一家人”的日子，还需要漫长的磨合。

为什么说是磨合呢？因为当时的西藏，社会结构极其特殊。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是高高在上的三大领主，掌控着几乎所有的土地、牧场和生产资料，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不仅没有人身自由，甚至可以被当作私有财产随意买卖、转让。

这种社会形态，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十七条协议”充分考虑到了这个现实，采取了极为审慎和耐心的态度。

协议第三条明确规定，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但第四条也写得清清楚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

这其实是中央政府给出的巨大善意和承诺。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社会制度，我们暂时不动，改革由你们自己来”。中央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主动进行改革。

当时的设想是，先成立一个过渡性质的机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把各方力量都团结进来，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共同为将来成立自治区做准备。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担任主任委员。

这本应是一个平稳过渡的完美开端。然而，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习惯了掌控一切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来说，改革就意味着要革掉自己的命，放弃手中的特权和财富。

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内心深处是抗拒改革的，甚至喊出了“永远不改”的口号。从1952年开始，一些人就暗中支持非法组织，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

到了1955年，甚至有人借佛事活动之名，沿途策动武力对抗民主改革。这些暗流涌动的背后，不乏国外反华势力的煽风点火和支持。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59年。这一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时机已到，公然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

这场叛乱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即将土崩瓦解的封建农奴制，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央政府的耐心和等待已经到了尽头。

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

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西藏的历史走向。此前，西藏存在着噶厦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等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叛乱被平息后，这些并行的权力结构被统一整合到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之下，由阿沛·阿旺晋美等人主持工作。这为后续的社会改造扫清了最大的政治障碍。

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在雪域高原展开。中央提出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彻底废除了延续千年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

百万农奴和奴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农具和牲畜，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解放，其深刻程度远超1951年的和平解放。

民主改革的成功，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最重要的社会和群众基础。没有这场改革，所谓的“自治”只能是空中楼阁，权力依然会掌握在少数农奴主手中。

从1959年到1965年，西藏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政权。到1960年底，全西藏建立了上千个乡级政权和数百个区级政权，一大批翻身农奴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基层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不久之后就通过选举，成为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到了1965年8月，西藏全区完成了乡、县的选举工作，90%以上的地方建立了由翻身农奴和奴隶为主体的人民政权。基层政权的稳固和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标志着成立自治区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于是，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宣告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所以，回过头来看这14年的时间差，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一条逻辑线：1951年的和平解放，解决了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是政治上的统一。但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8年，是中央政府以极大的耐心，希望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引导西藏上层主动改革，实现社会制度的平稳过渡。

然而，1959年的叛乱打碎了这一设想，也恰恰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催化剂，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通过民主改革，自下而上地对西藏社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塑。

而从1959年到1965年的这6年，则是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最终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铺平道路的时期。

这14年，不是一段被浪费的时间，而是一个从形式统一到实质统一，从上层协议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经过程。它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地区的解放和发展，都不仅仅是主权回归那么简单，更核心的是要实现社会制度的进步和广大人民权利的解放。

只有当普通民众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时，一个地区的自治才具有最坚实、最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