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1931年,一位普通银行家巩天民,在出门搜集日军侵华罪证前这样对妻子说。
你或许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但正是像他这样的无名者,用血与火守护了这个民族的尊严。
九一八,国殇之日,悲痛之始。94年过去,我们是否还应铭记?或许有人会说,历史早已翻篇,沉湎于过往是否有意义?
但从沈阳九君子的坚韧、平顶山村民的血泪,到钱伟长的转系报国,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不断告诉我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正视苦难,才能走向复兴。
1931年,巩天民30出头,是一位银行家。
那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亲眼看见日军荷枪实弹地走在沈阳街头,像进了自己家门一样。他心里憋着一股气,立马带头成立了一个“抗日爱国小组”,一共9人,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沈阳九君子”。
他们不是军人,也没武器,但决定用笔和相机来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他们收集日军制造伪满洲国的证据,甚至冒险偷拍关东军司令部门口的告示。
最危险的一次,是巩天民设法拿到伪满财政厅的内部文件,这种事如果被抓到,就是死罪。
他们把几百份资料整理成一份300多页的中英文对照文件,交由爱尔兰人倪斐德带去呈交给国联调查团。
为了这份名为“TRUTH”(真相)的资料,9位成员用真名签字,明知道这可能意味着被日军盯上,他们也没有退缩。
这不是“英雄”做的事,这是普通人用命在书写历史。
2025 年 9 月,巩天民的孙子巩辛光荣地代爷爷领取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章。
1932年,杨占有也刚30多岁,家住抚顺平顶山,那一年的八月十六中午,杨占有全家24口,原本那天刚包好饺子,正准备吃。日本兵突然闯进来,说是要给村民拍照。其实,他们架的根本不是照相机,而是两挺机关枪。
不等人反应,枪响了。杨占有的亲人们倒在他身边,尸体压着他。他装死躲过了检查,直到天黑才爬出来。眼前,是几千具尸体。
那一天,日军屠杀了3000多名村民,焚毁800多间房屋。这个叫“平顶山惨案”的事件,后来被写进了历史书,但很多人并不知道那顿饺子再也没人吃得上了。
1931年,钱伟长考上清华大学,语文和历史都是满分,打算学文科。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在圆明园废墟上听到一位学长说:“中国之所以挨打,是因为没有飞机大炮。”
他当场决定改学物理。可当时他的数理成绩加起来才25分,几乎是“吊车尾”。他苦学一年,成绩达到要求,成功转入物理系。后来,他成为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
他那句“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不是口号,而是他活出来的答案。
有人说,国际社会早就调查过“九一八”,也出了报告,我们还有必要这么纪念吗?
我们不妨看看,“沈阳九君子”的那份蓝布包,后来真的影响了国联的调查结论。1933年,国联最终认定日本发动事变属侵略行为,日本随后退出国联。这背后,是九位中国人冒死收集资料的坚持。
再看“平顶山惨案”,1996年幸存者在日本提起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在2002年承认这是日军所为,但拒绝赔偿。十年官司,幸存者没等来一句道歉。
这些都说明,正义有时会迟到,但不能没人坚持。
94年过去了,我们有了自己的“飞机大炮”,也有了更强的国家。但如果连那段历史都忘了,这些成就就失去了意义。
“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且永远当中国人。”这是“沈阳九君子”在那份文件最后写下的字句。
历史不是拿来煽情的,而是用来记住的。
记住“九一八”,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不想让悲剧重演。
记住那些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曾经站出来,哪怕只有一支笔,一台相机。
记住那顿没吃成的饺子,是因为它曾属于一户完整的中国家庭。
历史不会说话,但我们不能沉默。
更新时间:2025-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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