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雍乾三代帝王的苦心经营下，18世纪的大清帝国似乎已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

一方面，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秩序与权威被进一步强化，地方割据势力不复存在，吏治相对清明，与蒙藏等“非汉”民族的一体化政治关系也较为牢固。

另一方面，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商业日趋繁荣，农民生活相对自足，汉族士人们也可以依托科举制度获得权力的满足。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

1）人口增长的潜在危机

等到进入19世纪以后，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即将迎来的日积月累的最基本的“动荡”，就是人口总量的爆炸式增长。

资料显示，乾隆六年（1741）时，清代中国的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了1亿大关；乾隆五十七年（1792）时，已经飙升至3亿；等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时，已经突破了4亿大关。

对于人口暴增的原因，学界给出的理由包含并不局限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与“摊丁入亩”等政策的施行，美洲农作物的引入与推广，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的拓殖开垦等因素。

《图解中华帝国》里的中国民众

结合《清实录》《大清会典》等文献当中的记载：

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全国总耕地面积为 784.37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约合7.61亩；雍正十二年（1734）年时，这一数据为820.35公顷，人均耕地面积约合7.5亩。

但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增长显著的地区，既不是以北京为首的大城市，也不是以江南为代表的人口原本就比较稠密的地区，而是新开发的相对偏远的地区。

《图解中华帝国》里的中国民众

原因很简单，在这些地区，大家族的农业劳动力更具生产力。

一方面，在这些新开发的地区，单位土地人口密度的增加，普遍会提升粮食产量，因为相对短缺的总是劳动者。

另一方面，更多劳动者的加入，可以促成更密集的耕作、扩大与维护灌溉系统，以及随着人类排泄物的增加而增益的肥料。

《图解中华帝国》里的中国民众

但在进入19世纪以后，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开始出现了——在人口数量显著上升的同时，总耕地面积的增长非常有限——这无疑会造成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

活跃于18世纪后半叶的学者洪亮吉认为，“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维持最基本的温饱水平，人均耕地面积不能低于4亩。

但在乾隆十八年（1753）时，这一数据已跌至3.69亩，乾隆四十九年（1784）时跌至2.45亩，嘉庆十七年（1812）时更跌至2.18亩。

《图解中华帝国》里的中国民众

除此之外，数百年的持续耕种，使得耕地的磷、钾等矿质养料无法得到补充，土地愈种愈薄，收获也愈来愈少。

再加上很多地区缺少辅助的家庭手工业，使得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一遇有天灾人祸，生存就将变得极为困难。

2）愤懑不平的年轻士子

在19世纪前的几百年间，除了农业之外，商业、手工业、矿业以及运输业所新增的工作机会，吸收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码头市场，刊印年代1843年，出自《图解中华帝国——社会建筑风俗》

但在进入19世纪以后，伴随着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收缩，相当一部分没有机会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青壮年，被动地沦为了失业者或社会边缘人。

其直接结果就是，“光棍”人口数量的显著增加。

无论是在性事方面，还是象征意义上，“光棍”被各界视为具有侵略性的行奸嫌疑人。他们或被视为可能破坏家庭秩序的“恐怖分子”，或被视为普通家庭的女性成员乃至青少年男性安全的潜在威胁，甚至被视为匪贼乱党的生力军。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中国百姓

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想谈谈“人才过剩”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当教育系统培养人才的速度大于经济或政治系统所能提供的称心如意的岗位时，所引发的危机会远“胜”于“光棍”滋生的威胁。

有观点认为，长期相对和平、舒适的生活环境，官方的鼓励以及教育系统的扩展，会使得能够接受正统儒家教育的人数出现显著增长。

因此，自康熙元年（1662）到乾隆六十年（1795）的一百多年间，读书人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人口总量的增长水平。

清朝的科举考场

但值得玩味的是，清朝科举录取的人数与明朝相比，并没有显著增长——平均每年百余人左右。这就意味着，考取功名的难度随着人口的暴增而骤然增加。

根据华裔学者何炳棣的研究，明朝进士合计24480人，276科，平均每科 89人；清朝进士合计26747人，267科，平均每科100人。

鉴于明朝人口的波谷约为6500万人，而清朝人口从1742年1.6亿暴增至1850年的4.4亿。其结果就是，考取进士的难度有了显著增加。

根据他的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录取的进士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0.000055%，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这一数据是0.000048%。

清朝的科举考场

历代中原王朝之所以大兴科举，无外乎就是为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选拔有才敢的官员。对于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而言，预期“回报”就是取得与“勤奋”相匹配的官位、收入以及社会地位。

但是，基于维系社会稳定的需要，清廷一直将税率以及依靠税赋来负担工资的官员总数，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换句话说，能够领取朝廷薪饷的官员数量，远低于整体人口增长以及具备法定资格、取得功名的人数。

清朝的科举考场

根据《哈佛清代中国史》给到的数据，在1800年时，清廷能够“释放”出的官职大致在2万个左右；作为对比，人才库中有超过140万名的进士和秀才。

简言之，大约每70个取得功名者当中，只有1个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官员。

清朝的科举考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卖官鬻爵”成为了一种“大家都懂的默契”。

一方面，功名的贩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某些社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向上层社会晋升的需求。当然，这些普遍都是家族事业在商业经济中赚钱发达的人们。

另一方面，那些出身寒微且一直耗煞苦心考取功名的人，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争夺功名的“努力”，更像是一种“镜花水月”。

清代科举图

不得已，那些只能取得低阶功名者（比如秀才）或是无法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只能转向非官方士绅的受雇工作，比如普遍口碑不佳、被蔑称为“讼棍”的讼师。

他们在日益紧绷的社会经济中，挑起在土地、水源、女人以及其他匮乏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

实际上，即便是那些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仕途的发展也难言顺利。原因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取得高等科举名衔到实际就任官职，十有八九需要“漫长”的等待。

为了舒缓这种客观存在的不满情绪，那些在殿试中表现优异的年轻学子，通常会被安排到翰林院，一个被称为“一时之选”的“后补区”。

清朝殿试试卷（举人陈诗，第三甲第84名），广州塱头村艺术文化中心藏

有观点认为，在这里“待命”的年轻人，大多是反对派的核心所在。原因很简单，他们尽管尚未获得什么实际职权，但都会本能地认为，自己的道德和学识水平已经胜过了当朝的为官者。

进入19世纪以后，仕途与政治受挫感的与日俱增，使得这些青年学子身上的这种优越感变得愈发强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身上不仅发展出了引人注目的、具备鲜明批判性的政治风格，一些人还在正式官方渠道之外成立了小团体。

至于“团体活动”的举办地，可能是北京宣南门外琉璃厂的“诗社”，也可能是供奉早期政治批评家、几乎被“神化”的顾炎武的“祠堂”。

寂静的顾炎武祠

3）尾声

当然，更为极端的一种情况是，一个名叫洪秀全的落榜生，后来组织了一场被后人称为“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

资料显示，这场声势过于浩大的反清起义，直接造成了至少3000万人的死亡。而据葛剑雄教授的测算，1851—1865年间的总人口减少了1.12亿，下降了26.05%，平均每年下降21.8‰。

须知，截至今年1月，日本的人口总数也只有1.2065亿（不计在日居住的外国人）而已。

电视剧《太平天国》剧照

总而言之，到了19世纪60年代晚期，大清帝国几近覆灭。对于一个旁观者而言，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去猜测这个帝国能否再多活一段时光。

但现实情况是，这个帝国不仅强行“续命”了近半个世纪，还一度进入到了一个至少看上去颇为繁荣的“中兴时期”。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论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