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古邾城旧址到底是在黄州还是新洲？

举水汤汤，长江滔滔，鄂东大地的烟火气中，藏着一个跨越两千余年的谜题：古邾城的旧址，究竟在黄州，还是新洲？

这场争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历史长河中行政区划变迁、文明迁徙与地名传承共同织就的文化图景。

当我们拨开文献的迷雾，踏访夯土的遗存，答案便在岁月的褶皱中逐渐清晰——两座“邾城”皆是正宗，只是各领风骚数百年。

战国末年的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命春申君黄歇北伐，灭邾国后将其君王与遗民迁至长江北岸的黄州禹王城一带，这座承载着亡国遗民乡愁的城池，成为鄂东大地上第一座邾城。

彼时的邾城，是楚国经略江淮的战略要地，也是秦代南郡邾县、汉代江夏郡邾县的治所，管辖范围囊括今黄冈、新洲、麻城等大片区域。

汉末甘宁携邾投吴、吕蒙屯兵邾县的史事，为这座古城增添了金戈铁马的豪情；东晋年间，它更是与西阳城并称长江流域的名城重镇，见证了江淮地区的繁闹与荣光。

然而公元339年，后赵石虎的铁骑踏破城池，“屠邾”之祸让这座近七百年的古城一蹶不振。但邾县的建制并未消亡，幸存的民众西迁举水河畔，为邾城的延续埋下伏笔。

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邾县更名为南安县，县治迁至如今的新洲城关附近，尽管行政区划已有变更，但民间对“邾城”的称呼早已深入人心，这座新县城便自然而然地承袭了邾城之名。

从北周大象元年黄州建制，到隋代南安县复名黄冈县，再到唐代州城与县城东移，新洲邾城在一千三百余年的时光里，始终是老黄冈县的核心区域，与黄州共享着一部地方史志，也让两座邾城的归属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考古学的发现，为这场争议提供了最坚实的佐证。黄州禹王城遗址至今保存着完整的先秦古城轮廓，1.5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城垣残高5至8米，四角的夯筑台基依稀可见当年的规制。

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出东周时期的铜剑、戈、蚁鼻钱，以及绳纹、弦纹装饰的泥质灰陶片，这些带着战国印记的文物，无声地印证着这里作为初代邾城的历史真实性。

而新洲城关的邾城街道，虽承载着千年地名记忆，却始终未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邾城街志》也坦言其“有名无城”，进一步佐证了新洲邾城是地名传承而非原址延续的事实。

民间文化的基因，更让两座邾城的脉络愈发清晰。黄州禹王城西南角的望夫墩，并非普通土丘，而是战国邾城的烽火台，楚王之女登高盼夫、韩竣夫人策马助战的传说，在一代代人口中流传，与落旗坡等地名共同构成了三重记忆叠压的文化地层。

这些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烽火台的战略位置、古城的地理环境高度契合，成为邾城原址在黄州的鲜活注脚。

而新洲邾城的“四顾云台”烽火台，经考证始建于唐代，与战国邾城的历史相去千年，缺乏与初代邾城直接相关的民间叙事，恰从侧面印证了其地名承袭的特质。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明确将“邾县”标注于今黄州境内，而新洲一带则为“西陵县”，这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形成了完美的互证。

其实黄州与新洲的邾城之争，本质上是对同一历史文化脉络的不同记忆：黄州禹王城是根脉所在，承载着战国至东晋的原生文明；新洲邾城是传承延续，见证了战乱后文明的迁徙与重生。

如今，举水与长江依旧奔流，黄州禹王城的夯土城垣沐浴着朝晖，新洲邾城街的市井烟火生生不息。两座“邾城”并非对立的竞争者，而是鄂东历史长河中前后相继的见证者。

它们共同承载着邾国遗民的迁徙史、江汉地区的开发史，也让“邾城”这个名字，成为跨越两千余年的文化符号，在鄂东大地的土壤中深深扎根，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