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社会跃迁机会正在减少

德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几乎人人都能实现社会跃迁的国家。但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二战后的德国总理Ludwig Erhard摈弃了由国家决定的计划经济和自由主义经济，采纳了德国经济学教授Alfred Müller-Armack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理念。主张国家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承担调节作用，规定市场活动的框架条件，尽可能地放弃对价格和薪资形成的直接干预，强调社会责任，主张高税收高福利，给所有人更多发展机会。德国社会也普遍相信，勤奋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比父母更好的教育和更高的收入。

然而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经济学教授Andreas Peichl在其最新研究中表明，现在的情况已不再如此：“如果出身贫寒，那么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肯定降低了。”

研究表明，在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家庭中，100个孩子有79人进入大学学习，其中43人获得硕士学位。而在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家庭中，100个孩子读大学的比例只有27人，获得硕士学位只有11人。

在社会跃迁流动性方面的国际排名中大幅下滑

Andreas Peichl是ifo宏观经济与调查中心的主任。他基于社会经济调查小组（Socio-Economic Panel）的家庭数据分析，研究了子女的收入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最终通过等级因子计算得出了父母收入与其子女未来收入相关性。如果该值为0，则社会背景不起作用。如果该值为1，则子女最终必然与父母处于同一收入等级。

研究表明，德国的这一数值显著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者的0.17上升到80年代中期出生者的0.34。德国家庭背景对日后收入的影响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大约翻了一番。 Peichl介绍，“德国以前和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是社会流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

应加大对早期教育的投入

Peichl认为，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不应影响子女的职业道路。从经济角度来看，有很多论据支持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机会。然而，这需要更大的机会平等，以及更少的对家庭背景的依赖。

他提出，德国需要加大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在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欧洲邻国或澳大利亚，儿童必须从四岁起就上幼儿园。这使得儿童之间的差异能够及早得到关注。“在德国，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扩大托儿服务，但本质上只是确保孩子们能够平安度过一天，得到照顾，不受伤——而教育方面则相对较少，因为常常缺乏教职员工。”

Peichl强调，社会流动性不仅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对民主制度的稳定也同样重要。在缺乏上升机会且民众不满情绪高涨的地方，民粹主义政党就会趁虚而入。美国就是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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