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星巴克，封杀大型办公设备入店

文︱陆弃

在韩国，星巴克终于对“咖学族”挥下了重锤。那些端着一杯拿铁、一坐就是半天、甚至搬着打印机和台式机在咖啡店“驻扎办公”的人，如今要被请出这个被营销为“第三空间”的场所。原因很简单：星巴克不想再当你的免费办公室。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8月11日的报道，星巴克韩国门店已经更新了顾客政策：欢迎笔记本电脑和小型个人设备，但禁止携带台式电脑、打印机等大件办公设备入店。这是一次明确的态度转变，从无条件接纳，到开始划定边界。

过去二十年，“第三空间”这个概念几乎成了星巴克的金字招牌。不是家，不是办公室，却能给你舒适的座位、WiFi、空调、电源插座，以及一杯可以续命的咖啡。顾客和品牌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我买一杯咖啡，你给我一天的座位。但如今，这种默契正在韩国被打破。

韩国的“咖学族”现象早已不是新闻。他们或许是自由职业者，或许是苦苦准备考试的学生，也可能是被公司派出来“找地方办公”的上班族。在首尔这样租金高得惊人的城市，租一个办公室的成本动辄是普通人收入的一大块。对于企业来说，把员工赶去星巴克，买杯咖啡就能解决工位问题，简直是稳赚不赔。对于个人来说，星巴克不仅比家里安静，还能享受免费的冷气和稳定的网络，何乐而不为？

问题是，咖啡馆不是慈善机构，椅子和空间都是成本。星巴克的商业模式是卖咖啡，而不是提供共享办公。如果一个人占着四人桌放显示器、拖着打印机嗡嗡作响、文件摊一桌，一坐就是八小时，其他顾客自然就没座位了。那些真正想来喝杯咖啡、聊聊天的顾客，只能无奈离开。对星巴克来说，这不仅是体验受损，更是直接的营业损失。

这场“封杀令”也折射出韩国社会的现实困境。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金荣起指出，韩国历史上有深厚的茶室文化，即使在贫困时期，人们也会聚在茶室里谈文学、谈艺术、谈政治，营造一种文化归属感。如今，这种文化被“第三空间”接棒，但经济压力、劳动力结构变化和疫情的冲击，让“第三空间”变成了很多人逃避高昂房租的避风港。

疫情是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时候，大批韩国人不得不居家或远程办公，而咖啡馆成为他们“半公共、半私密”的工作区。疫情过去后，企业并没有完全回到传统办公模式。一些公司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地点，或者干脆不想花钱，于是让员工自己解决办公场所，换句话说，“去星巴克打卡”成了隐性公司政策。

然而，咖啡馆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它不是共享办公室，不是图书馆，更不是公共设施。它是商业空间，运营目标是盈利，而不是满足某一小撮顾客的长期办公需求。韩国星巴克的这次政策调整，就是在明确这个界限。

当然，也有人批评星巴克“忘恩负义”。毕竟，很多“咖学族”是品牌的忠实顾客，他们每天来、每次都点单，哪怕只是一杯最便宜的美式咖啡，也为门店带来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他们用电脑打字的画面、专注的神情，反而给了店铺一种时尚又“高效”的氛围，吸引更多顾客。但问题在于，商业考量不仅是氛围和单次消费，还有翻台率、座位利用率，以及顾客多样性。

在韩国，这个问题比在美国、日本都更突出。韩国的咖啡馆密度极高，但星巴克作为高端连锁品牌，天然成为“长时间滞留型”顾客的首选，舒适、稳定、无差别服务。但当这种模式走向极端，星巴克不得不重新平衡顾客结构。

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星巴克的选择，也是商业逻辑的回归。所谓的“第三空间”，一直是品牌塑造出来的理想化幻象，本质上依然是消费驱动的产物。当顾客把这种幻象当成理所当然，甚至无限透支时，品牌会毫不犹豫地收回承诺。

从更大的视角看，韩国的“咖学族”现象也是全球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高房价、办公成本高企、公共空间稀缺，让商业空间被迫承担公共职能。但商业空间不等于公共空间，这种错位使用迟早会遇到限制。星巴克的封杀令，只是这场空间博弈的第一步。

接下来，这股风可能会吹向更多国家和品牌。随着全球经济放缓、消费空间紧缩、品牌盈利压力加大，咖啡馆和餐饮连锁都可能收紧“第三空间”的开放程度。那些习惯了在咖啡馆占座一天的人，可能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办公角落，或许是付费的共享办公，或许是家里重新布置的工作台，但肯定不会再是星巴克的大桌子和无限WiFi。

归根结底，星巴克的决定不是文化的背叛，而是商业的自我修正。第三空间从来不是免费午餐，能坐多久、能用多少电、能摆多少设备，都是品牌根据市场状况动态调整的结果。今天是韩国，明天可能就是你家楼下的那家星巴克。到那时，你会发现，“第三空间”不是你的家，也不是你的办公室，它只是一个在商业逻辑下暂时借你一方座位的生意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