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夫人的外交生活杂记——瑞士（一）

瑞士外交生活点滴

1959年4月李清泉被任命为驻瑞士大使，7月6日到任。我因事推迟到11月份才去瑞士，和捷克一样，我又没有同他同时赴任。

瑞士首都伯尔尼没有飞机场，我飞抵苏黎世后改乘火车去伯尔尼。清泉到苏黎世来接我并陪同到伯尔尼。在伯尔尼火车站，迎接我的有我们使馆的同志和瑞士交际处长阿曼夫妇。阿曼夫人送给我一束玫瑰花。然后乘车到使馆。这样，就开始了我在瑞士近七年的外交生活。

1959年9月25日，瑞士联邦交际处长（礼宾司长）Richoora Aman（阿曼）夫妇出席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图片展览会。

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向瑞士联邦委员的夫人们进行到任拜会。瑞士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委员会是最高行政机构，由七人组成，七名联邦委员分任联邦政府七个部的部长，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由联邦委员轮流担任，任期一年，主席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

拜会活动由瑞士外交部交际处统一安排，并由交际处长夫人陪同向联邦委员的夫人们逐一拜会。这种外交活动，属外交礼节性质，谈话可长可短，一般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也是交朋友的好机会，可以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有两位联邦委员夫人的谈话给我留有较深的印象，可以说是帮助我了解西方社会情况的第一课。

财政部长布内克内希的夫人，年龄较大。她一共生了十个孩子，五男五女，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原来以为西方国家提倡节育，一般生育都不多，法国人口还呈负增长，可见不能一概而论，什么事情都有例外，这也可能与他们那个地区的习俗有关系。

尤其使我吃惊的是，她五个女儿都当了修女。一个部长家庭，竟让五个女儿都当了修女，这可能与她本人是天主教徒、她丈夫是天主教保守党的重要人物有关。他们是瑞士弗里堡人，弗里堡被认为是思想保守、天主教势力极大的一个州。从这里可以看出，宗教势力、宗教影响在瑞士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内政部长楚迪的夫人，年龄较轻，原是一位中学钢琴老师。但是她对我说，她丈夫当了联邦委员，地位不同了，为了照顾她丈夫的地位，当然也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辞去了教员职务，专做联邦委员夫人。

虽然资产阶级妇女不工作，专当太太的很普通，但是直接听坐在我对面谈话的妇女现身说法，还是第一次，我仍然觉得有点新鲜。这使我想到和另一位联邦委员夫人谈话的情况，我和她谈到我国妇女解放后，男女平等，都有参政权力，部长职务有许多由妇女担任。她感叹地说，瑞士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就在我们到的这一年，瑞士政府还组织过一次全国实现妇女参政的公民表决，结果被否决了。这都与宗教势力极力反对有密切关系。我这讲的都是当时的情况，听说现在情况有所改变。

和在捷克时一样，我国国庆节和建军节使馆都要举行隆重的招待会，不过邀请的人比在捷克时少多了，一般只有二三百人。瑞士国庆日是每年的8月1日，照例也要举行大型招待会，通常都是在一个大酒店举行。

1960年瑞士联邦政府国庆招待会上，几位大使夫人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在交谈。自左至右：摩洛哥大使夫人、波兰大使夫人和作者，还有中东某国大使夫人。有人说这张照片展示了欧、亚、非妇女服装的特色。

这个酒店的式样像个古建筑，约有五六层，里面的装饰富丽堂皇。一般使用两个大厅，客人们先到前厅，和主人握手、和熟悉的人聊天、喝开胃酒。半个多小时后，在主人的招呼下，进入第二个厅，这里摆好了座位，客人按名卡入席，宴会正式开始，主人致词后开始用餐。

1959年9月25日，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图片展览会上。自左至右：作者、匈牙利公使夫人、瑞士交际处长夫人、瑞士交际处长、瑞士交际处副处长夫人、瑞士交际处东方科代科长。

席位的次序是按各使节到任的先后排列的。瑞士信奉天主教，尊奉梵蒂冈使节为永久使团长。其他各国使节，以到任时间最早的为使团副团长。清泉在瑞士工作时间长，以后几年他都是以使团副团长的身份席位安排靠前。梵蒂冈使节没有夫人，每逢这种大型宴会，我总是坐在女宾的首席，如果是使团举行宴会，我则被安排在女主人位置上。

作者和各国驻瑞士使馆的夫人们。

我这样说，是因为实际上都是瑞士外交部交际处操纵的，当女主人也不过是做个样子。在这种外交场合，西方人是很有礼貌的。因为我的外语未过关，不管是当客人还是当主人，我邻座的人都注意不冷落我，故意找话和我谈，我只能连讲带比划地应酬。搞外交不会讲外语，是个苦差。

瑞士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邀请使团人员作一次旅游。我只参加过一次，那大约是在1963年的夏天，游览的地点是位于瑞士首都伯尔尼南边的图恩湖，离伯尔尼约几十公里。

李清泉夫妇在游船上。

一条白色大游船，瑞士政府官员陪同各国使节和夫人在船上一面欣赏风景一面聊天，有的拍照，有的拿着摄像机将沿途风光拍摄下来。

湖不算大，但湖光山色十分美丽，船沿北岸而行，岸上绿树丛丛、农舍点点，更有教堂、古堡点缀其间，别有情趣。向南望去，可见阿尔卑斯山群峰巍峨，白雪皑皑的高峰在阳光照射下更显出其婀娜多姿。

湖水清澈，空气新鲜，虽是夏天，凉风拂面，很是舒畅。船在湖上行约两个小时，来到一座古堡下船。这座古堡矗立湖畔，古堡中央是一数层高的塔楼，实际上是一个小小历史博物馆，陈列了一些古代文物。联邦政府在这里招待使节们午餐，是一个冷餐招待会，喝了开胃酒后，大家自己拿着盘子取食。

餐后，本来还可以在这一带自由活动，清泉因为事忙，急着回家，我们就告别了主人，乘车回使馆。这里是游览的终点，各使馆的车早已按瑞士外交部指定的时间在这里等候，很方便。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我们使馆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使馆的关系远不如在捷克时那样密切友好，但是情况也是逐渐发展的。那时瑞士和朝鲜、越南、蒙古没有外交关系，东欧各国除波兰外都还是公使级关系，和阿尔巴尼亚未建交。

东欧各国使节没有完全追随苏联使馆，对我们还是较友好的，特别是保加利亚公使夫妇，只要一看见我们，总是主动打招呼，不是碰杯就是合影，谈话中避免涉及中苏分歧，但对我国建设及中国领导人仍是表示敬佩。他们年龄都较大，夫人身体不好，我总注意照顾她的身体，常常给她找座位。她也总是拉我坐在一起。她身边带着一个义女，约二十出头，对我也很好，显得很亲热。

1959年9月25日，保加利亚公使格力柯罗夫（Petar Griqorov）夫人及女儿出席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图片展览会。

1959年10月1日，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招待会上，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左）与保加利亚公使Grigorov合影。

其他像波兰大使夫妇，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公使夫妇，与我们的关系都还是比较好的。

1959年9月25日，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图片展览会上，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左）与匈牙利公使Aladar Tamas合影。

1959年10月1日，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招待会上，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右）与罗马尼亚公使Grigore Geamanu握手，后为苏联使馆武官夫人。

古巴建馆较迟，长时间是临时代办。这位代办热爱中国，和我们关系很好，多次要求访问中国。他们的形象，我至今还留在记忆中。

1961年夏，李清泉大使出席古巴代办辞行招待会。

1961年，李清泉大使出席苏联驻瑞士大使库兹明（右二）举行的苏联国庆招待会。

苏联大使库兹明比我们迟一两年到任，他原来是苏联政界红人，曾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来失宠，被派到瑞士当大使。开始和我们关系也还可以，1963年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他的夫人年轻漂亮，有点傲慢，我们之间交往不多。相比之下，和亚非国家使馆的关系倒是显得更亲切些。但是瑞士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除几个主要国家外，建交的不多。

那个时候，除北欧几个国家外，我国和资本主义大国都未建交，英国只有半外交关系。因此，总的讲起来，和各国使馆的关系不如在捷克时那样密切，主要是因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起了变化。

- 未完待续 -

出处 | 《一个战士的足迹》中《外交生活杂忆》

本篇作者 | 孙琪

供稿人 | 作者之子李一林

图片 | 供稿者提供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