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夏饷铺墓地与周代噩国的变迁

传世的噩侯驭方鼎（《殷周金文集成》02810，以下简称《集成》[1]）、禹鼎（《集成》02833）等铭文显示噩是西周南土的重要封国，曾因叛周而遭讨伐。2012～2014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南阳市东北郊夏饷铺村发掘了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以噩侯为首的噩国墓地[2]，其与随州羊子山噩国墓地[3]有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本文在梳理两地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金文与史籍，考察周代南土的政治地理格局，试图解开这一历史谜题。

一、年代排序

夏饷铺墓地共清理周代墓葬80多座，其中高规格墓葬位于地势较高的墓地中部，均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M5与M6、M19与M20、M7与M16为三组夫妻并穴合葬墓，根据随葬器物与铜器铭文可知它们应为噩侯及其夫人的墓葬。M1为单独的噩侯夫人墓，其与M16间距较大的空白区域，显然是为M1噩侯夫人的丈夫预留的墓位。这样，它们在排列上便呈现出“自东向西，男左女右”的特点（图一）。

发掘者将这7座大墓分为四期，即M5、M6属西周晚期晚段，M19、M20属春秋早期早段，M7、M16属春秋早期中段，M1属春秋早期晚段。我们基本同意这种分组的早晚排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墓组M5和M6随葬青铜礼乐器明器化显著，这是两周之际贵族墓的基本特征，它们的下葬时间或已进入春秋初年。

发掘者指出，“南阳夏饷铺噩国墓地的发现证明西周晚期噩国并没有被彻底灭亡，而是被迁徙到南阳盆地”，即认为南阳之噩是随州之噩的延续。但根据墓葬特征和出土铜器铭文判断，夏饷铺墓地以噩侯为首的国族为姬姓（详下文），与传世噩侯簋（《集成》03928～03930）铭文反映的噩侯为姞姓不同，这说明在姞姓噩侯驭方叛乱后，噩国遗民被内迁到南阳盆地，并分封姬姓贵族加以镇抚。禹鼎铭文记载噩侯驭方因联合南淮夷与东夷叛周作乱而被伐灭，一般认为该事件发生在周厉王时期[4]，那么夏饷铺墓地所见噩国的受封时间当在平叛之后。

《诗经·大雅·崧高》记载，周宣王将姜姓申和吕（文献称甫）支系徙封于南阳地区，作为周王朝南土的屏障。1981年，南阳市北郊曾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其中多件作器者为“南申伯大宰中爯父”[5]。可知南申的中心区域大致在今南阳市北古宛城一带，与夏饷铺噩国墓地仅隔白河相望。所以，申、吕的徙封除了藩屏南土[6]，或许领有协助新封姬姓噩侯镇抚噩国遗民之职事，南阳之噩很可能是在周宣王时与申、吕约略同期徙封于南阳地区的。

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与巴人伐申”，事见《左传》鲁庄公六年和十八年。《左传》哀公十七年载楚太师子谷追忆楚之旧事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杜预注：“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7]学者们多认为楚文王灭申置县是在“伐申”之年或稍后，甚至明确在楚文王三年至六年（公元前687～前684年）之间[8]。1975年，南阳西关煤场曾发现一座春秋早期末段的铜器墓，墓主为“申公彭宇”，他应该是楚置申县的首任县公[9]。楚文王时的申公史籍无载，到楚成王八年（公元前664年）“申公斗班”始见于《左传》中，这可视为彭宇担任申公的时间下限[10]。比较来看，夏饷铺噩国墓地最晚的噩侯夫人墓M1与申公彭宇墓的下葬年代大体同时或前后衔接。可能M1噩侯夫人死后不久噩国即亡，作为她的丈夫、亡国之君的末代噩侯也就没有机会葬入夏饷铺墓地为其预留的墓位了。综合上述史籍和考古信息，楚灭南申之时，仅一河之隔的姬姓噩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亦当在春秋早期末段为楚所灭。

要之，夏饷铺墓地噩侯及其夫人墓的年代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春秋早期末段。姬姓噩国在周宣王时与申、吕约略同期被徙封于南阳地区，大约历时一百余年，最终为楚所灭。

二、国族辨识

从考古遗存特征来看，以噩侯及其夫人墓为代表的夏饷铺噩国墓地具有典型的姬周文化葬俗特点。

夏饷铺墓地布局规整，四组7座噩侯及其夫人墓葬位于墓地中心位置，它们按时代早晚自东向西依次排列，墓位呈现“男左女右”特点。这样的墓位布局形式，不仅见于曲沃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等周代姬姓封国墓地，甚至洛阳周王陵区也是如此。北赵晋侯墓地共发现九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分为南北三排，每排按“自东向西”的顺序排列，从西周中期早段的第三墓组开始，便形成了固定的“男左（居东）女右（居西）”墓位安排[11]。与北赵晋侯墓地时代衔接的羊舌晋侯墓地[12]，东西两个墓组的墓位亦呈“男左女右”布局。梁带村芮国墓地M27、M26与M19墓组中[13]，芮公墓位在东侧，2座夫人墓位列其西侧。在东周王城东城墙外的洛阳市第27中学附近发现1座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和2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它们东西排列，构成一组，年代属于春秋早期早段，发掘者判断这组墓主人可能为周平王及其后妃[14]，其墓位安排也是“男左女右”。实际上，最西侧的C1M10123与未发掘的中字形墓间距较大，且随葬兵器铜矛，墓主应为男性，不可能是平王之妃[15]。

夏饷铺墓地7座噩侯及其夫人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四周有熟土二层台，葬具均为一棺一椁，椁外涂有青膏泥，椁板下可见东西向垫木痕迹，这些都是姬周贵族墓的常见葬俗特征。其棺椁规制与平顶山应国墓地应侯墓M8、M95[16]颇为相似，年代也约略相当。

夏饷铺墓地噩侯及其夫人墓随葬的青铜礼器包括鼎、簋、鬲、簠、盘、匜以及明器化的复古酒器等，符合同时期姬姓诸侯及夫人墓葬常见的礼器组合规制。譬如，M1随葬的七鼎中有5件器形纹饰及铭文均相同，大小相次，铭曰：“唯正月初吉己丑，噩侯作夫人行鼎。”它们当是代表墓主噩侯夫人身份等级的列鼎。按照这一时期诸侯用器一般较夫人高一级的惯例，可推测噩侯应该使用七鼎之制。若如此，则与同时期随葬七鼎的芮、虢[17]国君相当，可见其社会地位很高。

总之，夏饷铺墓地噩侯及其夫人并穴合葬墓成组相继、排列有序的墓地布局，“男左女右”的墓位安排，以及墓室结构、棺椁规格、礼器组合等葬俗都表现出了姬姓周人贵族墓的典型特征，恪守着姬周文化的葬制。

从历时性角度看，南阳夏饷铺噩国墓地与随州羊子山噩国墓地所见文化因素差异显著，二者应不存在直系传承关系。1975年以来，在随州安居镇羊子山陆续发现多座出土“噩侯” “噩仲”铭文铜器的墓葬，一般认为这里应是一处以噩侯为首的西周早期噩国公室墓地[18]。被盗未遂的羊子山M4出土青铜方鼎、圆鼎、簋、甗、爵、斝、觯、卣、觚形尊、方罍、圆罍、盘、盉等27件，铜器铭文显示该墓主应是一代噩侯[19]。其中神面纹铜尊、卣、罍在考古发掘品中尚属首见，半浮雕式神面纹样疏朗简洁，地域特色鲜明，与西周早期姬姓诸侯国墓地出土铜器可谓大相异趣（图二）。此外该墓所出涡纹方座簋、传世的噩叔簋与噩侯弟

季觯等铜器也有若干个性特征，在周文化中并不多见[20]。

从铜器铭文内容来看，随州羊子山与南阳夏饷铺虽同为噩国墓地，但国族有别，国君经历了从姞姓到姬姓的更迭变化。

西周昭王时期的静方鼎铭文显示曾、噩两国为邻[21]，这得到了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和羊子山噩国墓地的考古印证。尽管目前所知西周中期噩国的考古资料尚不明朗，但从厉王时期的噩侯驭方鼎、禹鼎铭文记录的南土地理信息判断，此时的噩国中心应仍在随州安居镇一带。传世的噩侯簋铭文曰：“噩侯作王姞媵簋，王姞其万年子子孙永宝。”噩侯为王姞作媵器，王姞乃噩侯之女，嫁给周王为妻，噩侯为姞姓。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2件噩侯簋造型、纹饰、铭文乃至垫片排列均雷同，当系同时所铸。敛口，上承器盖，器盖均遗失；半环形耳，上作浮雕卷鼻兽首，螺旋圆锥状双角，下有短垂珥，外角圆转，环耳和垂珥两面均饰阴线卷云纹；圆腹宽矮，腹壁呈C形曲线，上腹饰双排平行的重环纹，其下饰瓦纹；圈足足壁曲线内凹，饰单排重环纹，圈足下设三小足，三足上部与圈足叠合，作浅浮雕卷鼻兽首，下部为直立的兽足状。两器稍有不同的是，编号丽884者器口为子口，圈足下的三小足残缺[22]（图三）。关于噩侯簋的年代，尚有分歧。一为西周晚期说，以《集成》为代表；二是西周中期说，以陈芳妹[23]为代表。其形制与散车父簋（乙）、曾仲大父簋、元年师兑簋[24]等大同小异，年代以西周中晚期之际为宜，约当夷厉时期，其铸造时间应在噩侯驭方叛乱之前。由此可见，随州之噩为姞姓，曾与周王室联系甚密，后因叛乱而被灭。

夏饷铺鄂侯墓M19随葬1件青铜圆壶（M19∶10），盖口外侧边缘有铭文：“噩侯作孟姬媵壶”（图四）。根据周代女性称名区别原则[25]，该壶是噩侯为其长女“孟姬”所作陪嫁用器，此噩侯为姬姓，孟姬出嫁的夫家氏名省略。通常情况下，媵器应由嫁妇带到夫家，最终随葬于夫家墓中。噩侯为孟姬作媵壶，可断定孟姬的夫家绝非噩国。而这件媵器却出现在噩侯墓中，并未随受器者孟姬陪嫁夫家，令人颇感疑惑。不过，在枣庄东江村小邾国墓地也曾发现与之类似的情况。春秋早期的一号“甲”字形大墓出土4件铜鬲，皆铭：“邾友父媵其子胙曹宝鬲，其眉寿永宝用”[26]。这组鬲是小邾国君为其嫁往胙国的女儿“胙曹”所作（曹为小邾国姓），却也出现在父家墓葬中。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小邾国女子还未出嫁而胙已亡国，或出嫁后因胙国灭亡、在出逃母国之时将媵器带回，史籍所载胙国被灭时间与东江M1下葬时间同在春秋早期，故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27]。那么，夏饷铺噩侯墓M19出土的这件媵壶也可作如此解释，倘若孟姬的夫国被灭，其携带媵器出逃而返回噩国，最终作为赗赙之物而随葬于噩侯父亲的墓中。

夏饷铺噩侯夫人墓M20随葬的铜簠（M20∶9）铭文曰“噩姜作宝

永宝用”，M5随葬的铜鬲（M5∶1）铸铭“噩姜作羞鬲”、铜簠铸铭“噩姜作旅

”，作器人均为“噩姜”。由此推测，这两位姜姓噩侯夫人很可能来自邻近的申、吕之国。根据周代婚姻“同姓不婚”原则，南阳夏饷铺噩侯绝非姜姓。众所周知，周代姬姜互为联姻。夏饷铺M19所出“噩侯作孟姬媵壶”中的“孟姬”也很可能是嫁予邻近的申或吕的。

要之，以羊子山墓地为代表的随州之噩与以夏饷铺墓地为代表的南阳之噩并非同一国族的异地徙封，二者虽国名相同，但统治者却发生了更迭。

三、噩国变迁

噩国至迟在商末已称侯，且位列商纣之三公，事见《战国策·赵策三》《史记·殷本纪》和《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其地望有山西乡宁与河南沁阳两说[28]，但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考古证据。由于噩侯被商纣所杀，此后的噩国势力便倒向了周人，而被迁封到南土。

西周噩国的地望，旧有东、西两说。徐中舒[29]、马承源[30]、徐少华[31]、张昌平[32]、杨宝成[33]等学者主张西噩说，在今河南南阳地区。陈佩芬[34]、刘翔[35]、曹淑琴[36]等学者主张东噩说，在今湖北鄂州地区。李学勤本来亦主张东噩说，但羊子山墓地发现后转而主张噩国在随州[37]。随着夏饷铺墓地的发现，学者们认识到噩国在历史上有过迁移，传统的东、西噩说实际上已经被突破[38]。西噩说本质上是《史记正义》等文献对于历时性地名变化的讹混，东噩说则将楚人所封的噩王熊红与西周噩国联系在一起，但并无切实证据。目前基本可以确认，西周早中期的姞姓噩国在今随州市安居镇一带，与淅河镇叶家山的姬姓曾国毗邻而居。

现有资料显示，噩与曾分封的最初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保障连接成周与鄂东南周邻铜矿产地的铜料运输道路——“金道锡行”的畅通[39]。当然，作为殷遗旧族，噩国在为周王朝服务的同时也始终处于其防范监管之下。201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1件西周早期的噩监簋，铭曰“噩监作父辛宝彝”，是周王朝设置在噩国的监国之官为其父辛所作之器[40]。姬姓曾国分封在噩国的东侧，除了保障“金道锡行”畅通外，也可能兼有监控噩国的职能。随州义地岗墓群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为“君庇淮夷，临有江夏”[41]，明示了曾国分封于随州地区的战略意图。

在噩监和曾国的双重监督下，尤其周王还通过政治联姻笼络噩侯，周与噩的良好关系一直维持到厉王时期。噩侯驭方鼎铭文记载了周王南征归途中与噩侯行宴射之礼并赏赐噩侯之事。然而不久，噩侯公然叛周，纠集南淮夷、东夷大举北上，企图颠覆周室。周王下达严厉军令，平叛时“无遗寿幼”（禹鼎铭），最终擒获噩侯。姞姓之噩可能就此亡国。为了弥补南土出现的力量空缺，周王朝着手将西北的姜姓申、吕分支徙封于南阳地区，夏饷铺的姬姓之噩很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设封的，其目的是镇抚管理内迁的姞姓噩国遗民。以往有学者认为申、吕二国的南迁是为了监控被内迁的姞姓噩国[42]，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

姬姓诸侯沿用被征服之国名颇为常见，譬如匽（燕）、昜（唐）、曾等，反映了商代以降族名与地名分离的趋势[43]。那么南阳姬姓噩国的封号，也应与被镇压的随州姞姓噩国有关，属于周代封国的“异姓同名”现象。有学者认为姬姓之噩是先被分封到噩之故地，属于文献中提到的“汉阳诸姬”之一，而后迫于楚的强大才迁移到南阳[44]。实际上，“汉阳诸姬”这一概念可能本身就属于文献流传中产生的讹误[45]，且目前在随州地区并未见到西周姬姓噩国的相关考古学证据。

两周之际，南襄盆地和随枣走廊地区存在着申、吕、噩、邓、曾等诸国。但至迟到春秋中期，这些国家或为楚所灭，或向楚臣服，所谓“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左传》定公四年）。

附记：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三代文明的考古学实证”（项目编号2024JZDZ056）的阶段性成果。

此文定稿被采用后，我们关注到专论夏饷铺墓地的几篇大作陆续发表，如曾芬田《再议夏饷铺鄂国族姓、时代问题》（《出土文献》2022年2期）、徐少华《关于南阳夏饷铺噩国墓地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2022年2期）。在部分墓葬（如M5-M6组、M1）年代的判定上虽有出入，但偏差不大。徐少华先生曾赴现场调研，指出与M1成组的噩侯墓当被工程机械作业完全破坏，M1简报刊布的车马器（銮铃、节约、络饰）或为本组噩侯墓的随葬品，因该墓地前三组夫人墓皆不随葬车马器、兵器等。这一推断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另据发掘者之一曾庆硕先生面告，此位置未见被破坏的墓葬。所以，本文暂且维持对M1东侧预留墓位的分析。关于夏饷铺噩侯族属，本文认为南阳之噩与随州之噩并非同一国族的异地徙封，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依据。为保持本文原貌，略作说明，敬请指正。

（作者：井中伟，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杨昱浩，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