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一场前所未有的预算风暴，正在美国科学界引发一场地震。针对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科研支柱机构的大规模资金削减，正迅速从国会的政治角力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实验室、大学和高科技产业的生存危机。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削减，更是一场系统性的瓦解，它正在切断美国数十年来在全球科学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命脉，并可能触发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智力资本外流。

这场危机的核心，是一次深刻的政策转向，其影响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科研生态系统的每一个层面显现。从即将发射的旗舰太空望远镜到支持下一代研究人员的基础拨款，一切都岌岌可危。其连锁反应不仅威胁着美国的科技未来，也正在重塑全球科学力量的版图。世界各地的竞争者们正密切注视着这场由美国自身引发的风暴，并准备好迎接那些被迫另寻出路的顶尖人才和前沿项目。

休克中的系统：瓦解的范围与深度

2025年上半年所发生的一切，对美国科学界而言是一场“灭绝级事件”——行星学会太空政策负责人凯西·德赖尔（Casey Dreier）如此形容。这场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体现在被系统性掏空的预算、陷入停滞的重大项目以及流离失所的大量科研人员上。

首当其冲的是联邦科研机构的资金命脉。根据正在审议的预算提案，NASA的科学理事会面临高达47%的毁灭性削减，而作为地面天文学和大量基础科学研究资助者的NSF，其预算削减提案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7%。这并非孤立的调整，而是一次协同攻击，目标直指构成美国创新生态系统基石的基础科学研究。其影响迅速传导至具体的科研项目，形成了一份令人震惊的“伤亡名单”。

一些正在成功运行并持续产出突破性成果的旗舰任务，面临着被强行终止的命运。例如，为我们揭示宇宙高能奥秘近三十载的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Chandra X-ray Observatory）被计划完全取消资金。与此同时，世界领先的地面太阳望远镜——丹尼尔·井上太阳望远镜（Daniel K. Inouye Solar Telescope）的运营也岌岌可危。

更具破坏性的是对未来的投资被截断。被誉为哈勃和韦伯太空望远镜继任者的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Nancy Grace Roman Space Telescope），已经完成建造并准备发射，但为其分配的资金却不足以支付发射和运营费用，这台耗资数十亿美元的“下一代旗舰”面临着永远无法飞向太空的尴尬境地。而旨在开启引力波天文学新纪元的激光干涉仪太空天线（LISA）项目，其来自NASA的资金支持则被完全消除。

项目的停摆最终转化为人的危机。NASA已在数轮裁员中解雇了超过2500名员工，并寻求另外约3000人自愿退休，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其科学部门。NSF不仅有1800名员工失去了总部大楼的使用权，更有1700项已批准的科研赠款被撤销。这场风暴对年轻一代的打击尤为沉重，研究生和博士后奖学金项目被大幅削减或取消，大学和研究机构因资金前景不明而冻结了新的研究岗位，这等于斩断了美国科学的未来。从生物学到地质学，从环境科学到医学，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够幸免。

这场瓦解甚至延伸到了获取科学知识的基础渠道。特朗普政府终止了多个政府机构对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旗下期刊的订阅，后者是全球最负盛名的科学出版商之一。这种切断知识获取途径的做法，与1937年纳粹德国将《自然》期刊从所有德国图书馆中禁止的历史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共鸣。

全球的反应：一个新兴的科研人才“买方市场”

当美国似乎决意放弃其科学领导地位时，世界其他国家正以一种冷静而战略性的姿态，将这场危机视为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一个为顶尖科学人才和前沿项目而设的全球“买方市场”正在迅速形成。这并非简单的善意接纳，而是各国着眼于未来几十年经济和技术竞争力的深思熟虑的投资。

欧洲已经迅速行动，承诺投入近1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吸引流离失所的美国顶尖科学家，甚至为研究人员将整个实验室和研究项目迁移到欧洲提供额外支持。法国等国家则推出了针对性的计划，为美国科研人员提供“避风港”。

在亚洲，日本设立了高达1000亿日元的基金，专门用于从海外招募研究人员。著名的卡弗里宇宙物理与数学研究所（Kavli IPMU）已宣布增设特殊的博士后职位，专门面向那些在美国失去职位的科学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科技强国，也正在积极调整政策，以期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分得一杯羹。

这场全球竞赛的目标，不仅仅是单个的科学家，还包括那些被美国放弃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科学资产。一个前所未有的讨论正在国际科学界展开：那些被取消资金的美国项目是否可以被整体转移或转让？例如，如果美国国会最终拒绝为南希·格雷斯·罗曼望远镜的发射提供资金，欧洲空间局（ESA）或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是否可以接手，让这台强大的望远镜为全人类服务？

地面项目同样如此。期待已久的三十米望远镜（TMT）项目，其建设因夏威夷莫纳克亚山的选址争议而长期受阻。在美国国内支持减弱的背景下，将其完全迁往备用选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拉帕尔马山顶，并由一个新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导的国际财团来完成，正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的“B计划”。

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历史上著名的“希特勒的礼物”。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排犹和反智政策，迫使爱因斯坦、薛定谔、汉斯·贝特等一大批顶尖科学家逃往美国和英国，这次人才大迁徙从根本上削弱了德国的科学实力，并直接促成了美国在战后成为全球科学中心。如今，历史似乎正在以一种吊诡的方式重演，只是这一次，美国从当年的受益者，变成了人才流失的源头。

一场波及全球的自残

毫无疑问，美国科学界正在经历一场由内部政策选择导致的自残。持续数月的预算削减和政治攻击，仅仅遭到了其国内制衡体系最微弱的抵抗。虽然许多科学家和科学组织仍在努力通过游说、公众宣传等传统方式进行“A计划”自救，但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最多只能挽救一小部分科研项目。与此同时，由外国政府和机构推动的“B计划”已在火热进行中。人才流失并非遥远的威胁，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这场危机的长期后果将是深远的。短期内，它将重创美国的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动摇其作为全球科技超级大国的根基。从长远来看，它将不可逆转地重绘世界科学的版图。

科学本身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业，正如17世纪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所言：“世界是我的祖国，科学是我的信仰。” 现实的真理并不会因为一个国家的缺席而改变。全球的科学探索事业很可能会在新的领导核心下继续前行，创造出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并在新的科学中心开花结果。然而，美国在其间卓越的地位，以及它曾为世界科学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正面临着迅速黯淡的风险。如果当前的方向不被扭转，2025年将被历史铭记为美国科学例外主义时代终结的开始——一个由其自身选择所导致的时代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