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 731 部队罪行的历史批判

有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1949年底在苏联举行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伯力审判）。

此次审判首次系统地公开揭露了731部队的滔天罪行。

当时，毛主席正率代表团在苏联进行访问。中国官方媒体对审判过程进行了报道，表达了对日军罪行的极大愤慨。可以确信，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主席，对此事有清晰的了解。虽然未见其在访苏期间就此发表公开评论但新中国政府通过官方媒体发声，本身就代表了国家层面的立场，也必然体现了毛主席的意志。

01

毛主席在处理日本战犯问题上，采取了“区分首要战犯与普通战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他明确要求惩办冈村宁次等首要战犯，同时对大部分在押战犯进行教育改造。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接见日本冈山学术代表团时，曾谈及在押日本战犯的处理问题。

他提到，对于生病的战犯可以提前释放，其中就包括了被认定为细菌战战犯的神原秀夫等人。

这段谈话虽聚焦于战后外交与人道主义姿态，但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

第一，中国最高决策层已清晰掌握并认定了部分战犯的细菌战罪行；

第二，这些罪犯（包括与731部队相关的成员）已被纳入中国的司法管理体系；

第三，毛主席本人亲自过问并决策了对这些特殊罪犯的处理方式。

这是一种超越言语的、以实际行动体现的评价，即承认其罪行，并将其纳入国家最高层级的战后处置议程。

02

毛主席未对731部队进行指名道姓的批判，可能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1.信息披露的滞后性与局限性。731部队的罪行在战后初期被美国以获取实验数据为条件掩盖，东京审判也未予追究。苏联的伯力审判虽揭露了真相，但在冷战背景下，其影响在西方世界被长期低估。

因此，在毛主席的时代，731部队作为一个具体的、符号化的邪恶象征，其社会认知度和公众传播度远不如今天。当时中国的控诉语境更多使用“日本法西斯”、“日本侵略者”等更为宏观的词汇。

2.国家外交战略的考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对日关系逐渐成为重要的外交议题。毛主席明确提出了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策略旨在团结日本左翼及民间力量，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在此背景下，在公开讲话中过度聚焦于某个具体部队的残暴细节，可能被认为不利于实现这一更宏大的战略目标。

03

尽管历史文献中未能找到毛主席对“731部队”的直接文字评价，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对这一罪行持模糊或容忍态度。

其立场清晰地体现在三个层面：

思想上，通过在抗美援朝时期坚决反对和部署反击细菌战，表明了他对此类战争形态的彻底否定；

认知上，通过伯力审判，他完全知晓日本细菌战的罪恶事实；

行动上，通过将细菌战战犯纳入审判和改造体系并亲自过问，以国家权力对罪行进行了事实上的确认与处置。

因此，毛主席的“评价”并非通过言辞，而是通过其一贯的政治立场、军事决策和司法实践来完成的，这是一种更为深刻和有力的历史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