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从二里头到偃师商城：都邑选址的人地关系分析

二里头和偃师商城作为中国早期青铜时代声名卓著的都邑性遗址，皆坐落于洛阳盆地中东部的河流阶地之上，二者相距约6千米。都邑选址始终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过往研究中，针对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的选址问题，学者多从聚落所处宏观及微观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展开分析[1]，认定其选址契合古文献记述，且与中国历代王朝都城选址原则一脉相承[2]，充分彰显了古人巧妙利用自然地势防御、调适气候及组织交通的生态智慧[3]。

然而，综观前人研究成果，仍存在两个亟待深入探究的方向。其一，需深度挖掘都邑所处特定自然条件的细节，包括当时自然环境的面貌以及遗址周边小范围的具体环境状况。鉴于自然条件处于持续动态变化之中，有必要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开展系统的古环境研究，以获取更为精确且详实的说明。其二，应从人地关系发生与演变的视角进行深入阐述。一个都邑在地理空间中的兴衰演替，背后蕴含着一部复杂的人地关系变迁史。鉴于其作为融合社会、文化和自然等多元因素的综合系统，单一维度的阐释难免存在局限性。同时，备受关注的自然环境的作用问题，亦需置于全面的人地关系架构内予以讨论。

有鉴于此，本文秉持人地关系研究视角，依托田野考古发现与前人研究，系统梳理并评估社会文化背景及古代自然条件，进而深入探讨了二里头和偃师商城两处都邑的选址动因，以及自然环境在人地关系不同层面所发挥的作用。

一、基本认识框架

从人地关系的视野审视，洛阳盆地内多处都邑性聚落的出现，乃是社会文化发展所衍生的需求驱动人类活动，并作用于特定地理空间的结果。

人地关系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联的方式以及相互产生的影响。在人地关系研究中，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从动因的角度来讨论自然环境的作用，并建立起相应的因果逻辑论述体系，即将人类活动的驱动因素更多地归结于自然环境要素。诚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这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在古代都邑选址这个问题上，常见的研究路径多聚焦于论述适宜建都的自然条件，进而揭示选址的合理性与古人的生态智慧。然而，这些有利的环境特点尽管确实存在，但其实未必就是选址的原因。这涉及到人地关系如何产生这一根本性问题。

在任何特定的时空交汇点上，人类活动构成人地关系衍生的前置条件。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多元需求，构成人类活动产生的直接诱因。换言之，人类活动的行为模式与路径选择取决于其内在的价值判断体系与目标设定。当然，人类活动也不可能是随意和不受限制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一方面，人类自身积累的物质储备，以及技术、制度、观念等社会文化层面的既有状态，共同构筑起历史当下的重要基础架构，预先界定了在新起点上人类活动的可行方式与边界；另一方面，人类所面临的复杂环境条件，既涵盖自然地理条件，亦囊括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特定时空背景下的行为主体基于这些综合条件进行决策判断，进而塑造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其行为动机往往难以精准探究，呈现出的多为行为结果的外在表象。对于诸多历史事件，研究者的逻辑阐释仅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因果关联线索。自然环境在决策进程中的作用同样难以直接界定，唯有当环境条件转化为显著的限制因素时，其作用才得以凸显。即便如此，此类限制性条件仍需经由人类的认知加工才能转化为人类活动的驱动因素。

但无论背后的驱动因素为何，只要人类活动涉及空间利用或与自然条件产生交互，便必然与自然环境构建起明确的关联纽带，从而形成特定的人地关系。可以说，人地关系就是人类价值判断和技术运用能力在自然环境中的投射和映像。具体到都邑选址上，所谓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并非孤立、绝对的存在，而是紧密依存于能否与人类的多元需求及能力边界相契合。人类自身的因素作为关键的筛选与适配机制，已然决定了自然条件中哪些部分能够成为人类活动作用的对象与目标，而非因研究者判定自然条件的优越便直接左右当时人类活动的方式。毕竟，历史是由特定时空背景下的行为主体所创造，这才是研究应遵循的现实逻辑基石。相应地，若不是考古学等相关研究确认了都邑的存在，便无从谈起对其环境条件的深度分析。

人地关系所确立的关联点也是进一步分析自然环境作用的基础。一方面，即便自然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人群结构、人类需求偏好或技术水平、认知能力发生演变时，人地关系仍极有可能发生显著的变化；另一方面，唯有对关联点产生实质性作用的自然条件变化，才具备对人类活动产生重要乃至决定性影响的潜力，而古人应对此类变化的具体策略与方式选择，则属于另一独立的决策过程，受多种复杂因素交互影响。

综上，对于人地关系，我们首先应该将之视为历史中的一个现象，是人类活动同特定自然条件结合的产物，其存在与特征由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研究予以确认。在特定的历史时间节点上，自然环境作为人类活动作用的对象，在整体关系架构中多处于从属地位，成为人类活动塑造的客体化存在。

二、二里头都邑选址的人地关系分析

二里头都邑的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与政治背景根源，并催生了相应的功能性需求。长期的人类活动使得该区域先民对洛阳盆地乃至整个环嵩山地区的自然条件都已有了清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二里头这个地点被选择并加以利用，迅速进阶为区域中心聚落乃至具备重要政治功能的都邑。

环嵩山地区作为中国古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带之一，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密集分布着各时期的文化遗址。从龙山时代晚期开始，嵩山山地及山前丘陵中的颍河、双洎河等流域的河谷地带，孕育出多个区域性中心聚落，诸如古城寨、王城岗、瓦店、新砦等。王立新在对该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形态的演进过程及其所反映的政治变动研究中，有着精到的论述：嵩山南北的龙山晚期聚落群大多仍处于相对独立且相互抗衡的状态，与文献记载中的“万邦林立”社会格局高度契合；至二里头文化阶段，伴随文化面貌走向整合，聚落形态呈现出金字塔式分布架构，显然是统一政治秩序构建以及区域内多元背景人群整合的直接结果[5]。许宏进一步指出，二里头文明标志着东亚地区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6]。

涵盖不同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广域国家，为实现各类资源的高效汇聚、高规格器物的专业化生产、重大礼仪活动的有序开展、权力合法性的彰显以及地方统治管理的强化，必然要求构建与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相适配的统治中心，进而催生了建立都邑的迫切需求。都邑的规划与建设需全方位考量生存保障、交通便利、区位优势及军事防御等多元因素，从二里头都邑聚落考古研究成果中可窥得其中关键线索。

首先是地域选择维度。都邑选址必然位于古人活动的核心区域之内。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分布是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嵩山以北的伊洛平原和以南的北汝河、颍河上游一带，主要涵盖王湾三期文化和煤山文化分布区[7]。其次，都邑之中要聚集大量的人口，并确保其生存资源的稳定供应。在二里头文化一期阶段，此前数百年几无人类活动迹象的二里头区域骤然兴起面积超百万平米的大型聚落，显然是大规模人口汇聚的结果[8]。其人口生计一方面依赖于都邑周边聚落的物质补给网络，另一方面也可借助良好的交通条件，通过贡赋形式从更广泛的区域获取资源支撑[9]。第三，各种重要资源、高规格产品以及信息、人员等要素需在都邑与全国各地之间实现便捷流通与高效往来。二里头都邑内的绿松石器加工作坊、铸铜作坊以及大量工艺精湛的玉器、青铜器、象牙器等高规格器物的存在，充分表明其与周边区域存在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10]。这就要求都邑具备优越的交通条件与相对居中的区位优势。第四，军事防御需求是都邑选址的关键考量因素之一。这既可依托都邑自身地势的险要或坚固的城防，也可凭借外围关河的天然险阻构建防御体系。王学荣曾指出，在二里头文化势力上升时期，其防御及攻击重点主要聚焦于外围区域，凭借山河拱卫之势，在王畿附近无需构建高大坚固的城池[11]。总之，综合权衡这些因素构成了都邑选址考量的核心，二里头都邑的出现正是二里头文化先民基于自身需求与判断所做出的抉择。

总体而言，在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内，相较于嵩山中的小型山间盆地或山前地带的河流谷地，洛阳盆地所具备的综合自然条件更能全方位满足都邑发展的多元需求。对这些自然条件的考察可从区域宏观与遗址微观两个层面展开。

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在大的地貌结构上处于中国地形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洛河、涧河、瀍河和伊河四条河流在盆地中先后汇聚形成伊洛河，并于盆地东端的巩义附近注入黄河。盆地的四周为基岩出露或者覆盖黄土的中低山地、丘陵和台塬等地形，盆地中部则主要由在古冲积平原的基础上发育的多级阶地和漫滩等河流地貌构成。在气候类型上，洛阳盆地属于温带季风区的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尽管气温和降水相较于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阶段有所回落，但仍然高于现在水平。这些自然要素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建都的优越条件。盆地地形在军事防御上具有天然优势，其内部土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适宜，能够充分满足以粟黍为主的农业生产需求以及聚落的持续发展需要。众多河流纵横交错，为农业灌溉、水生资源开发利用以及交通运输提供了相对充沛的水资源保障。此外，多样化的地貌条件有助于提升先民应对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为生存与发展预留了一定的弹性空间。二里头都邑在洛阳盆地的兴起并非偶然现象，在其后近2700年间，中国古代王朝多次将都城定位于此，这显然与洛阳盆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

洛阳盆地内部自然条件并非整齐划一，其土地资源状况存在显著分异。由于南部山地的掀斜式抬升，晚更新世晚期以来伊洛河河床整体上在北侧摆动，致使黄土台塬主要分布于伊洛河南侧，而地势较为低平的古伊洛河冲积平原或河流阶地则主要集中于邙山山前地带。尽管全新世以来洛河历经多次改道，伊河也存在反复的淤积、下切以及不断展宽的过程，但整体地貌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南部为地势较高、台面倾斜的黄土台塬，中部是伊洛河河床和滩地，北部为地势低平的河流阶地，邙山山前部分地段分布有狭窄的黄土台地。这些地貌单元中，唯有地势低平的河流阶地能够为都邑建设提供充足的土地资源和优良的水文环境，其他区域在地形完整性、地貌稳定性或水资源利用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因素。

具体到二里头遗址的小环境，其现今处于洛河和伊河之间相对局促的位置，但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并非如此逼仄。距今4000年前后，二里头遗址以西发生古洛河决口事件，致使遗址北侧古洛河河道废弃[12]。此后，从二里头遗址向北延伸至邙山、从白马寺向东直至偃师市区形成一个基本连续的地貌单元。而且，二里头遗址在该单元中的位置，东西向大致位于中部，南北向上则处于地势最为低平的南侧台地，紧邻当时的河流，既便于取水，又可有效避免水患侵扰。相比之下，靠近邙山山前的区域，除海拔升高、坡度增大外，地下水位相对较低，易遭受干旱影响。后世的偃师商城及汉魏洛阳城在建设过程中均修建了大型人工水渠，其目的就在于保障城市景观用水需求的同时，间接提升地下水位高度，缓解干旱隐患。

三、偃师商城选址的人地关系分析

按照偃师商城三期7段的文化分期方案，在第一期第2段时期，偃师商城已初现规模，宫城和小城已然建成并投入使用，青铜冶铸作坊也同步出现[13]。其文化面貌具有鲜明的早商文化特征[14]，绝对年代大约处在公元前16世纪后半段[15]。关于偃师商城的性质，尽管学界仍存在一定争议，但将其认定为二里岗文化时期都邑性的大型城址已成为主流共识[16]。洛阳盆地的区域考古调查也表明，偃师商城是当时级别最高的中心聚落[17]。而且，商城始建的年代介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和二里岗文化早期之间，在商城兴建之前或约略同时，二里头都邑原有的基本格局、重要的建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背后反映的可能是商汤灭夏这一历史事件[18]。

针对偃师商城的选址问题，偃师商城的考古报告曾从地势优越性、交通便利性以及气候和农业条件良好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地处中原核心之洛阳盆地，背倚邙山，前临伊洛，北有黄河天险，南有中岳嵩山，凭险易据；大川在前不忧干旱，丘陵在后可避水灾，地势优越；左出虎牢、轘辕可通海岱、江淮，右出函谷、伊阙可达关中、江汉，据南北之要道，扼东西之通衢，辐连九州；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堪称粮仓” [19]。宋豫秦等学者认为伊洛河流域景观生态系统所具备的多重过渡性特征，使其生态适宜性和环境承载力都非常优越，进而成为早期王朝建都的理想选址区域[20]。潘明娟在对比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选址后提出，偃师商城在建设之前进行了系统的地理位置及生态环境筛选，其所处区域气候适宜、地势较高、地形平坦、依山靠水且植被环境较好[21]。这些都是从宏观尺度对都城选址的论述。在遗址的小环境方面，遗址发掘者也给出了具体的描述。例如，陈国梁指出，偃师商城的南方不远处即为古洛河，东、西两侧200～300米处还存在着南北向的冲沟（古河道），东南部则濒临较大型水面，略微倾斜的地势有利于对水资源进行综合利用[22]。

我们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偃师商城的选址，认为所谓优越的环境条件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而是具有相对性，因人而异；而且，它们也并非是偃师商城选址的根本原因。商人灭夏之后产生的一系列需求，以及偃师商城附近的自然条件恰能契合这些需求，才是形成这种人地关系的根源所在。这些需求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其一，镇抚夏遗民的需求。洛阳盆地作为二里头文化分布的核心分布区，经考古调查发现有125处聚落，而且二里头都邑面积超300万平方米[23]，夏人虽国祚已终，但其残存势力仍不可小觑。这一点从后续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亦可略见一斑，在偃师商城一期文化中，仍留存有浓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直至二期时，广泛吸收、改造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早商文化定型，二里头文化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转变才基本完成[24]，足见夏遗民势力之顽固及镇抚之必要。

其二，掠夺夏人财富的需求。夏人于二里头都邑及洛阳盆地经营近200年，积累了大量财富，占有并支配这些财产对于商人稳固统治、彰显权力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25]。为获取先进技术、提升政治威望，部分生产高规格器物的手工业作坊被迁移。例如，二里头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在四期晚段的第2阶段后仍沿用至第4阶段，但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铸铜作坊建成后，便遭毁弃[26]，此即为明证。

其三，政治统治的需求。夏商更替之后，二里头都邑虽遭受严重破坏并最终沦为普通聚落[27]，但夏人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其核心在于强化了王朝正统观念，并使河洛之间成为关键的地缘政治中心[28]。商革夏命之后，在河洛之间营建都城，有助于获得内部及周边势力的认同。对这一政治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成为商人巩固统治的重要思想基石，并最终塑造了“天下之中”的观念。

其四，后勤保障的需求。商人在二里头文化核心区，初期后勤保障大概率主要依赖东方腹地，当地的经济难以完全支撑偃师商城的发展。考古调查显示，二里岗文化早期的遗址数量相较于二里头文化四期锐减55%以上[29]；早期的调查亦表明二里岗文化时期周边聚落分布稀疏、规模偏小，与坚固宏大的偃师商城形成鲜明反差[30]。偃师商城中府库[31]和囷仓遗迹[32]的发现或可侧面印证此点。这就迫切要求洛阳与郑州之间交通线路畅通无阻且安全可靠，以保障物资运输与补给。

总之，鉴于这些需求，在洛阳盆地建立都邑势在必行。前已叙及，洛阳盆地的自然条件亦能满足都邑建设所需。但显而易见的是，洛阳盆地内并非仅有偃师商城一处具备此类条件，至少二里头在自然条件方面并不逊色于偃师商城。故而，对于具体选址，需从土地资源、区位优势及继承性发展等角度进行深入剖析。

洛阳盆地中偃师及其以东的土地资源分布格局与二里头附近完全不同。分布有汉魏洛阳城、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的伊洛河河流阶地向东逐渐变窄，并在今偃师市区以东呈“楔形”尖灭。从此向东直至伊洛河进入山地的谷口附近，河流北侧基本上没有台地分布，大部分地段伊洛河的漫滩向北直抵邙山山前。

商人在不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时进入洛阳盆地，其行进路线必然是自东方沿着伊洛河河谷而来。紧锁谷口位置的稍柴遗址军事价值极为突出，但该遗址仅发现有二里头一至三期及二里岗上层文化遗存[33]。从谷口穿越约7千米的伊洛河滩地，即可登上延伸至偃师市区以东的“楔形”阶地末端。鉴于河流对台地侵蚀的不可逆性，当时阶地面积可能更大一些。在偃师商城附近，阶地已较为开阔，这是自东进入洛阳盆地后的第二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地点。此处分布着从仰韶、龙山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多个聚落[34]。偃师商城筑城始于2段偏早时期[35]，在此之前，已有更早的商文化1段遗存分布。据此可推断，这里便是商人在洛阳盆地的前进基地。商人灭夏之后，为确保后方安全，不大可能选择二里头以西的地方建立都邑，即便彼处土地资源条件更为优越。而在二里头以东，既拥有充足面积，又能扼守洛阳盆地东大门，确保与腹地联络补给线畅通无阻，偃师商城所在的位置是不二之选。山河（滩）之间狭窄的通道，城建即为雄关要隘。而且，商人进入洛阳盆地之后，此地可能一直作为重要的据点使用，具备良好的建城基础。

二里头的弃用应该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关系不大。偃师商城与二里头处于同一级地貌单元，二者相距仅数千米，气候条件几无差异。具体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其一，二里头作为前朝都邑，夏遗民势力仍较为强大；其二，原有格局的限制以及大量夯土建筑的存在，使旧城改造不易，远不如另起炉灶营建新城更为便捷高效。

至于洛河南岸的黄土台塬地区，其自然条件对于建都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首先，台地的坡度很大，增加了城墙、房屋建造的难度；其次，沟谷纵横，地形相对破碎；更严重的影响是，靠近台塬的前缘地带因沟谷深切，致使用水问题不易解决。故而，黄土台塬地区的遗址基本上都分布在万安山前沟谷切深较小的区域或者较大的沟谷沿岸[36]，而且在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三级聚落结构中，仅有面积小于12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分布于此[37]。

四、结语

通过对夏商都邑选址的人地关系分析，可见历史情境的复杂性与综合性。这种情境并非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割裂的二元结构，而是彼时所有条件相互交织融合的有机整体。在选址决策过程中，人的判断和行动占据主导地位。人们的考量源于其历史背景、实践经验以及由此衍生的对现实状况的判断，过往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应对经验教训也融入到他们的文化认知体系之中。正是由于不同群体历史发展轨迹的差异，导致其思维方式及对自然条件的认知判断各不相同，进而形成多样化的行为模式。在此过程中，自然条件多作为被选择与作用的对象而存在，人地关系本质上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与结果。

从二里头到偃师商城都邑空间位置上的转变，实则是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产物。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地关系中最为关键的核心要素是人类自身的活动。不同类型的活动与自然条件的结合，引发了人地关系的重大变化。但需明确的是，这种变化与引发活动的原因分属不同层面的问题。自然环境在人地关系的动因和关联层面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本文对自然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区别使用，旨在着重强调自然环境概念的非主体性特征，其本质上是由具体的人或人类行为来界定的。

进一步而言，单纯从自然环境或其变化的角度去解释人类活动是不切实际的。从人地关系角度的分析并非为了构建某种理论模式，而是旨在增进对古代人类活动的深度理解，进而推动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全面认识。因为人地关系的过程本身便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深入探究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作者：王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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