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春天，山城重庆的集市上，一位菜农守在角落摊位旁，不声不响地卖着蔬菜。

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因为一次讨价还价意外暴露身份。

公安机关的迅速出击，他被捕后扭送公审，不久就被判处死刑。

这个菜农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因为讨价还价暴露身份？

意外发现

1950年春天的重庆，街头巷尾热闹非凡，市集是烟火气最集中的地方。

弹子石裕华纱厂外，天还没完全亮透，就已有摊贩早早支起箩筐，叫卖声此起彼伏。

叶兰英提着篮子，从宿舍步行而来，嘴里还念叨着今天托儿所里要准备的饭菜：两斤白菜，一捆菠菜，再加点豆腐。

一如往常，她在几个熟悉的摊位之间来回挑拣，这些年同事亲戚多半也都在厂区周边，彼此见面都能点头打招呼。

可今天，她却忽然注意到角落里多了个陌生摊位，那摊主蹲在阴影里，戴着顶旧草帽，脸几乎被遮住了大半，与周围吆喝招呼的菜贩格格不入。

叶兰英放慢脚步，望着那两筐菜，忍不住生出几分好奇，她走过去，弯腰挑了一捆菠菜，嘴里顺口一搭：“新鲜不？你这价格，能不能让点？”

语气平和，既是讨价，也想趁机套几句闲话，不想草帽下的男子头都没抬，低沉而不耐烦地吐出两个字：“不中。”

这两个字，不是重庆话的腔调，反而带着很明显的北方口音。

更让人起疑的是，他说完就继续低头摆弄菜叶，一点也不似菜贩应有的殷勤与圆滑。

叶兰英心头微震，她故作轻松地继续搭话，但那双眼却紧盯着男子那张半藏在阴影下的脸：

“你是哪里的哦？菜倒是新鲜得很。”

对方依旧不语，显然不愿多言，叶兰英抬头看了一眼，记忆突然清晰起来。

那年她住在渣滓洞旁边，经常会看到那些国民党特务押着地下党员进入审讯室。

而眼前这个菜贩，正是那些特务中的一个，他叫徐贵林，她强撑着镇定站起身来，挤出一丝微笑：“不还价就不还价嘛，等我回去拿钱。”

她转身离去的步伐极快，回头时，她偷偷望了一眼，徐贵林依旧蹲在原地，继续低头摆弄他的菜，完全没注意到自己已经暴露。

狠辣特务

徐贵林出生在河南安阳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彼时全国正处于动荡年代，烽火四起，民不聊生。

徐家靠着给地主家打短工勉强糊口，年少时，徐贵林常站在田埂边，目送地主家的孩子穿着干净衣裳骑马游街。

而他却一身烂补丁，穿一双草鞋，他曾暗自咬牙发誓，有朝一日，定要摆脱这副穷命。

但在那个时代，穷人要翻身，不靠读书，也无处上学，唯一的机会，就是当兵。

1939年，安阳已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国民党的兵招到了他家门口。

徐贵林那年20岁，正值壮年，抱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念头，挤进了征兵队伍。

可他并非真想上战场拼命，而是希望趁机离开这片让他吃尽苦头的黄土地。

军营生活与他预想的不同，吃尽了苦头的徐贵林很快发现，靠训练和服从并不能爬上去。

于是，他把参军时东拼西凑借来的几块银元贿给新兵连的军官，只求能给自己安排个“后勤差事”。

不久后，他被调入国民党中央政府内政部下属的第一警察总队，后又随部队调往重庆。

进入重庆后，徐贵林被秘密送往国民党保密局，接受特训。

他力气大，动作狠，心肠硬，保密局内的上峰对他刮目相看，戴笠亲点他为巡察总队的班长。

1946年，当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后，国民党加紧了对革命志士的迫害。

此时，徐贵林被调入白公馆看守所，担任“看守员”。

他初到白公馆不久，就接到一项“特别任务”：秘密处决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与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

那日傍晚，他们搭乘吉普车前往松林坡，车一停，两名被绑着的革命者被押出车门。

杨进兴毫不迟疑，一刀扎入罗世文胸口，鲜血喷涌，徐贵林站在旁边，手握匕首，猛刺车耀先心口。

杀完人后，他还要亲手倾倒汽油，将两位烈士焚尸灭迹，从此，他不再是“看守”，而是刽子手。

1947年底，徐贵林又被调入渣滓洞任“守长”，他每日提着皮鞭巡视监舍，只要心情不好，便将革命者叫到院中鞭打。

据统计，他在审讯中亲手折磨致死的革命志士，不下数十人，其中包括新四军战士龙光章、中共情报人员吴学正、彭汝中等人。

冷血屠杀

1949年11月，解放军的炮火，已经逼近重庆城外。

有人暗暗在家中藏起红布，等着迎接新中国的旗帜；也有人惶惶不安，准备搭乘最后一班逃往台湾的飞机。

在歌乐山脚下的“渣滓洞”里，关押着近两百名革命志士，那几日，看守的特务比往常更焦躁，巡逻的脚步也更急促。

有人小声传递消息：“听说解放军打到綦江了，再有几天就进城。”

这句话像火苗一样传遍牢房，许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同志，眼里重新燃起了光。

可就在1949年11月27日傍晚，保密局的特务队长李磊和守长徐贵林，接到了最后一纸密令：“全部处决，立即执行。”

特务们没有犹豫，徐贵林冷着脸，将驳壳枪上膛，沉声道：“今晚不留一个活口。”

夜幕彻底降临，徐贵林提着鞭子，带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特务，依次打开牢门，命令所有犯人集合。

在一楼的大牢，所有人被集中起来，特务们用刺刀在四周守成一圈，枪口全都对准他们。

徐贵林站在台阶上吩咐：“锁门，准备动手。”

随着门闩落下，枪声爆裂，冲锋枪、机枪几乎在同一瞬间同时开火，子弹雨点般扫入人群。

人群中传来痛呼与怒吼，有人高喊“共产党万岁！”，有人喊“打倒反动派！”，革命者倒下了，却没有屈服。

几分钟后，第一波射击停下，空气里弥漫着血腥与火药味，徐贵林挥手，示意人从牢后绕过去。

紧接着便是汽油的味道，特务们提着铁桶，将汽油泼向地面和尸体，有人抽着烟，随手一扔，火光瞬间腾起。

熊熊烈焰在牢房内蔓延，革命者的遗体被火光吞噬，那些幸存者被烟呛醒，他们拼命撞门、砸墙，用尽最后的力气抗争。

在火光中，一群同志合力推倒了墙角的破砖围墙，“轰”的一声，铁栏倒塌，一线生机出现了。

“冲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十五六个幸存者拼尽全力冲出火海。

枪声再起，子弹划破空气，一人又一人倒下，最终，33人冲出渣滓洞的围墙，只有15人逃入夜色深处。

徐贵林以为这场屠杀能让自己“立功”，殊不知，这一夜的滔天血债，已将他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落网与审判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接管山城，渣滓洞与白公馆的地牢被逐一打开。

而那个一手制造地狱的魔头徐贵林，却如泥鳅一般滑入黑暗，在一众国民党特务中悄然脱身。

他改名换姓，自称“徐天德”，凭借提前伪造好的身份证混入国民党投降部队，成功躲过了解放军的初步甄别。

他懂得隐藏身形、改变口吻，还特地避开了解放区，悄悄潜回重庆郊区，在岳父王功德家中避难。

弹子石，重庆南岸的一个偏僻角落，正是他藏身的地点，这里远离城中心，几乎没人认识他。

最初的几天，徐贵林将自己关在屋里，整日闭门不出，唯恐遇见旧识。

他谨慎小心，不抽烟、不喝酒、不出声，可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放松了警惕。

实在熬不过生活的拮据，于是他决定出门摆摊卖菜换点钱贴补家用。

每日清晨，他挑着两筐青菜，戴着一顶遮面的草帽，低着头在裕华纱厂门口蹲点。

他以为这样便能一直安稳度日，可谁也没有预料到，那一口明显的河南腔，会将他彻底暴露。

叶兰英发现徐贵林后，马上就去公安局报了案，引起公安人员高度重视。

行动小组随即成立，数日内乔装打扮埋伏在周围菜市暗中观察。

确认他每天清晨外出卖菜、傍晚回家，身上未见枪械后，公安决定择机在其住处实施抓捕。

1950年3月22日深夜，两名便衣干警轻声敲响了徐贵林岳父家的木门，随后破门而入。

徐贵林还在床上，翻身欲起，手已探向床下的被褥。

“别动！”警察大吼一声，一人飞扑上去将他压倒在地，另一人迅速将他的双手反绑。

掀开被褥，果然藏着一把驳壳枪和20发子弹，还有一把军用匕首和伪造的身份证，上面赫然写着“徐天德”。

“我是徐天德，你们抓错人了！”他试图强作镇定，继续演绎早已准备好的台词。

“抓的就是你，徐贵林！”公安干警一字一顿，声音冰冷。

听见自己本名的那一刻，他的眼神终于变了，挣扎也瞬间停止。

押回公安局的路上，他始终低头沉默。但面对审讯，他又故伎重施，否认身份、拒不认罪，坚称自己是普通菜农，所有证据都是巧合。

他赌没有人能指认他，他认为，渣滓洞的革命者已在那一夜死绝，不可能再有人站出来为他定罪。

但他错了，刘德彬，一个从渣滓洞逃出生天的幸存者，亲眼目睹了徐贵林的罪行。

公安通知他前来指认时，他推门而入，哪怕多年未见，依旧一眼认出坐在审讯椅上的那张脸。

“你杀了多少人？你把我们关在黑牢里日夜折磨，还想装作没事人？你化成灰我也认得你！”

刘德彬声如怒雷，眼中含泪，手握拳欲上前动手，干警连忙拦住他，劝道：“同志，他会受到人民的审判。”

铁证如山，人证俱在，徐贵林终于低下了头，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1950年5月16日，重庆市委副书记张霖之在《死刑呈报表》上郑重签字。

5月18日，解放碑下万人空巷，市民汇集街头，参加这场正义的公审大会。

徐贵林五花大绑，站在审判台上，随着法警宣读判决，公审现场沸腾。

下午三时，重庆南山刑场枪声响起，徐贵林应声倒地。

正义从未缺席，徐贵林的结局，既是对无数革命烈士的告慰，也是新中国司法正义的庄严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