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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美国方面破译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938年1月17日引用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电讯稿，给日本驻美机构的电文，电讯稿提到南京及周边地区日军暴行的发生和规模：

“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周边地区所犯暴行的报告。可靠的目击者的口述记录和信誉毫无疑问的人士的信函提供了充分证明，即日军的所作所为及继续其暴行的手段使人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至少30万中国平民遭到屠杀，许多实例都是残暴血腥的。”

可见，南京大屠杀在当时就不是秘密。

8年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通常称为“东京审判”。由于南京大屠杀案情特别重大，法庭当时将其单独列为一案。

最终，曾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和“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直接指挥攻占南京的松井石根因在南京大屠杀案中的“渎职”而被绳之以法。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因阴谋发动战争等罪行和南京大屠杀等罪被判死刑，但后者非其主罪，而是连带性质的。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也被判处死刑，但在南京大屠杀案中被宣告无罪。松井石根的继任者“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因其它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

东京审判不是“胜利者的单方面审判”，因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基本上是按美国法庭的形式组织的，每名被告均有日本籍、美国籍辩护律师各1人，控、辩双方须各自提出自己的证人、证据，并对对方证人、证据进行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权利义务完全平等。

据日本右翼统计，从1947年2月24日开始，到1948年1月12日，辩护方面进行了187天的辩护论证，其中，用了45%的时间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在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中，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力图建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链，形成他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结论，从而影响法庭的判决。他们并非无所收获，但是，辩护方未能推翻南京大屠杀案，松井石根的无罪辩护未能得逞。

1、日本人的诡辩

南京大屠杀案中，起诉方（即检察方，也称控方）提出的证据，包含美、德、英、日等国的政府文件，国际安全区档案，大屠杀期间或稍后的出版物，大屠杀期间西方在宁人士的日记、书信，中国方面的文件、特别是南京审判的文件，相关中外证人的书面证词，审讯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的记录，等等。

辩护方的重点是那些出庭的起诉方证人及其宣誓证词。

起诉方当时提出的出庭证人有：

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大屠杀期间是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员；金陵大学美籍历史学教授贝德士，当时任金陵大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主席、南京国际安全区成员；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当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国际安全区成员。中国证人许传音、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梁庭芳，日本证人多田骏、桥本欣五郎、伊藤信文、田中隆吉，等等。

对罗伯特·威尔逊的宣誓证词质证时，武藤章的辩护律师冈本正一提出了南京沦陷时的人口问题，威尔逊说，战前南京人口大约是100多万，日军占领时，人口锐减到“不到50万”。冈本追问何时减少到这个数字，威尔逊回答“在11月和12月的前二个星期”。

人口数字是辩护方极思突破的问题，但威尔逊的回答并无漏洞，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随即变换了策略，他说，威尔逊的证词里提到一个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奸，两个月后出现了二期梅毒的症状。可是，“根据我的观察——我当然是外行，可能所说不对——梅毒二期症状要在感染后3个多月才会出现”。

作为普林斯顿和哈佛医学院毕业生的威尔逊医生立即声明专业观点：“据我观察，感染后6个星期到3个月都是发病期。”

伊藤仍不依不饶：

“无论如何，根据我看的书，我只能得出结论——既然要花3个月的时间才能出现症状，那么，这位妇女就不可能是由两个月前日本士兵的强奸所传染的。”

伊藤开始说据他自己观察，后又改口说是看书，以一个“外行”，却对一个医生的专业表示否认，其用意在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企图通过否认起诉方证人的某一个证词，来达到否定整个起诉方证据的目的。

这种手法，贯穿整个辩护、质证过程。面对这样的纠缠，威尔逊坚持了自己的看法。

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律和法庭，本与英美大相径庭；国共内战，牵扯了国人和官方的极大精力；当时起诉方证人、特别是中国证人，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前准备得不够充分。而辩护方均熟谙法律，他们多次协商辩护的原则和策略，又精心研究了美国法庭的程序和辩护技巧。他们布设的陷阱，给起诉方证人造成不少困扰。

许传音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的博士，文化程度在中国证人中最高，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与国际安全区、红十字会的中外人士极为熟悉，曾与其他外籍人士一起，记录了大量日军的暴行案例。但面对辩护方的质证，他显然并没有做好准备。

本来，南京沦陷前，俄国在南京有一个大使馆，就在南京市中心鼓楼附近，1938年1月1日被焚毁；另有一个俄国公使馆，却在南京郊区的天王寺。继松井石根担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畑俊六的辩护律师神崎正义，发现许传音宣誓证词中把大使馆误为公使馆，乃不厌其烦地要求许传音复述他目睹“公使馆”着火的情形，在许传音讲述日军士兵如何浇煤油、房子如何烧毁等细节后，神崎突然发难：“证人先生，这个公使馆没有被烧毁，你是不是在做梦呢？还是在撒谎呢？”

许传音这才意识到自己把两者弄混了，而且前面所说俄国公使馆在1942年被烧毁更是错得离谱，他更正说：“我想知道我们谈的是不是同一件事。我指的是1938年1月1日的纵火，那个俄国公使馆就在湖的后面，紧靠着湖，但是在南京城里。”

许传音虽说清了着火的位置和时间，还是没把俄国公使馆和大使馆弄清楚。

在庭长韦伯)裁定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后，看到许传音如此轻易地被诱入圈套，松井的辩护律师伊藤开始布设另一个陷阱，他问许传音：“你知道当中国军队占领一个城市或撤离一个地方时他们经常烧杀抢掠吗？”许传音回答说：“日军占领南京前，南京由中国军队驻守，我们都过着安宁的生活，而没有大规模的暴行发生。”

并声明当城市在日军的控制之下，暴行才发生。伊藤立即举例诱导，他以英美国家非常熟悉的1927年“南京事件”为例，显见并不是随机抽样，他说，当时的中国军队袭击了外国人，并实施强奸和抢劫。许传音表示，他很清楚，伊藤想说明中国军队在南京也实施了暴行，但日军占领南京前，确实没有暴行发生，“然后，日军进了城，干尽了丧尽天良的事，而在南京沦陷几天、几个星期之后，日本当局仍没有试图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而中国人不断向你们大使馆请求，向特务机关请求…但是仍然没有丝毫作用，他们没有发表任何命令来禁止日军烧杀抢掠和强奸的罪行，他们仍逍遥法外”。

许传音回答伊藤问题时显然很激动，因为韦伯当庭提出了告诫，但这没有妨碍他冷静地绕过伊藤的另一个陷阱，伊藤提出，中国士兵经常在逃亡时假装成老百姓，有机会便乔装成便衣士兵，韦伯认为这是“小问题”，但却是一个今天的右翼分子非常看重的问题，而许传音回答说：“在他们积聚力量进行公开抵抗前，我们会把他们当成普通老百姓”，“他们只要放下武器，就不再是士兵了。”伊藤只好悻悻提出：“就我的能力而言，我无法从此证人身上获得事实。”

2、马吉牧师的质证

尚德义和伍长德的宣誓证词，简洁明了，辩护方选择了不质证。陈福宝的宣誓证词甚至点出了犯罪的日军部队和士兵的名称，却因为语法上的瑕疵被伊藤抓住了。

陈福宝说：

“12月14日，即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日军从难民营抓走了39人，都是平民百姓。…我和另一个人被带到水塘这一边，那边的人全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毙命。我亲眼看到此事，被害者大多是平民。我就是南京本地人，认识其中好几位确实是南京的平民，其中有一名是警察。”

伊藤提出：

“你首先说39个人被带出难民营，他们都是平民；然后你又说大多数是平民，之后又解释一些人是老百姓，最后你说其中之一是个警察，究竟哪种说法是对的呢？”陈福宝说：“他们都是难民营里的老百姓。”

伊藤认为陈福宝根本没有领会他的问题，韦伯表示：“他认为他们都是老百姓。你可以接受他的回答。”但执拗的伊藤还是准备利用陈福宝文化水平低的缺点，有所收获。

他非常阴险地质问：“根据日文证词，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解释：屠上校把情况给你解释，因此，你是从屠上校那里得知此事的。”

伊藤的质证是想说明，陈福宝的证词其实是中国方面的翻译涂莹光上校诱导出来的，但他没想，果真是涂莹光蓄意所为，证词语法就不会有明显瑕疵；更没有料到陈福宝的记忆并不差：“我把这个事情向莫罗上校报告，而这个屠上校给我们翻译。这份4月7日的证词在办公室里，你可以详细调查一下。”

对于贝德士教授的质证，当时辩护方极感困难，却又不得不进行。因为贝德士是一个受过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专业培养的历史学家，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将载入史册的事件。于是，在救助中国军民的同时，他用大量精力记录日军的暴行及日军占领下南京的状况，并报告给美国政府和方方面面的友人。

事实上，在回答起诉方律师萨顿提问时，贝德士的精确证词成为对南京大屠杀的全面概括。远东国际法庭后来在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中，许多关键之处，就采用了贝德士的证词，引述的拉贝的估计，如日军占领南京一个月内，发生了二万起左右的强奸案件，等等。

看到辩护律师洛根和克莱曼的质证均无所得，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没有选择就贝德士所控诉的日军杀人、纵火、强奸、抢劫的罪行进行质证，他想以贝德士所说中国人被引诱吸食鸦片、海洛因等毒品为突破口，证明贝德士证词的虚妄。

三文字正平的质证思路是，中国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和海洛因消费国，暗示南京沦陷后鸦片等毒品泛滥是中国的痼疾，并非日军使然，三文字正平反复要求贝德士就世界范围内的鸦片问题提供证词，以诱使贝德士走上他的论证思路，但贝德士明智而谦逊地表示“我绝不是一个关于世界范围内鸦片问题的历史学家”，韦伯也裁定贝德士“只就南京城内和关于南京的事情作证”。无法得逞的三文字正平随即出现了他自己肯定为之沮丧的错误。

由美籍辩护律师布鲁克斯对马吉牧师的质证，是今天的右翼极为看重的部分。

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了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部记录电影，他的电影用画面记录了受害者难以形容的苦难。在回答布鲁克斯质证时，他诚实地表明，他自己只“亲眼”看见1人被日军杀害，“亲眼”看见1人被强奸，另一次“亲眼”看见日军士兵在中国女孩床上，女孩的爸爸告诉他女儿已经被强奸，还“亲眼”目击日军的抢劫。布鲁克斯强人所难地要求马吉必须“亲眼”所见，是因为他想说明，马吉其实无法确认那些作恶的日军的具体身份，所以，虽然马吉和国际安全区的成员向日军当局和日本大使馆报告了日军的暴行，但日方无法惩罚作恶者。

马吉谈到，一次，他和俄国人科德希波洛夫、美国人福斯特共同制止了一个日军用刺刀威胁中国妇女，并收缴了他的刺刀。

布鲁克斯乃反反复复地询问是否可以从刺刀确认日军的身份，韦伯质疑布鲁克斯做法的意义，布鲁克斯说：

“如果法庭允许，我想说明一个调查人员面对的困难。即使想进行处罚，也很难确定应该受处罚的人他们不能找出一个士兵来就把他枪毙了，因为可能是其他士兵犯的罪，这正是我想通过他的证词加以说明的。”

以布鲁克斯作为辩护律师的身份，他的质证当然要维护被告的利益，但他的质证并没有考虑到当时南京城内的日军是一部全速开动的“兽性机器”，马吉等西方人士每天还要用大量时间救助中国难民，证人无法像和平状态下进行取证。马吉反驳道：“日本人能够确定哪些人的身份，我们做不到这些…如果他们真的想制止这些事情的话，他们是能够做到的。”

而布鲁克斯无法预见，他在当时被法庭认为不成功的质证，会被今天的日本右翼以另一种极其无耻的方式加以利用。

3、日籍证人的“默契”

对某些起诉方日籍证人的证人的质证，是辩护方极为擅长的事情，问答之间颇为“默契”。

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首先登场，他质问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日军参谋次长的多田骏：“你说你制定了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南京和汉口的计划。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并不存在一个涵盖这三个战役的统一计划？”

清濑的潜台词是，这些规模巨大的战役的发生其实都有偶然性，多田骏立即确认：

“不存在一个涵盖这三个战役的统一计划。每个计划都是根据最新出现的情况制定的。”

清濑紧接着就问，华北发生的事情是否也是这样的，多田骏顺水推舟，表示“事前没有计划”，起诉方两次反对，韦伯才裁定清濑将质证集中到上海、南京作战上，多田俊说：“南京就成了占领的目标，根据计划占领这座城市后就开始和平谈判的阶段。”

清濑从多田嘴里得到占领南京系为和平而战的证词后，戛然停止了质证。随后，畑俊六的辩护律师神崎再次得到了多田关于华中派遣军的任务是保持“上海、南京和汉口这一三角地区的和平”的证词，而桥本欣五郎的辩护律师早志逸郎得到的证词是：上海、南京和汉口的战役计划与大东亚战争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不是所有的起诉方日籍证人都能引起辩护方的兴趣，桥本欣五郎是美国军舰“巴纳”号被击沉、英国军舰“蟋蟀”号被击伤的主使者之一，但他的证词却说是当时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所令，而柳川已经死亡，这种死无对证的事，辩护方当然乐得装糊涂。

伊藤信文曾任日本驻中国无任所大使，作为起诉方证人，在回答起诉方提问时作证说：

上海的外国外交官们和记者们向他通报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各种各样的罪行”，而他报告给了日本外务省。

这一说明当时日本政府知悉南京大屠杀、而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的证词，对辩护方来说，当然需要加以质证，但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一上来就把伊藤信文当时在上海误为南京，在韦伯指出他的问话太长，需要重新组织后，伊藤情绪失控地中止了质证，韦伯当即指出，伊藤的态度毫无意义。

综上所述，当时辩护方对起诉方证人、证词的质证，在个别证人的个别证词上技巧性得逞，但辩护方没有推翻起诉方证人证词的主体部分（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未能对起诉方庞大的的证据体系（起诉方证据体系的分析）形成实质性威胁，从而未能使法庭形成否定性印象。

例如，许传音弄不清楚、被神崎抓住的俄国大使馆被焚毁问题，起诉方提供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写道：“1938年1月1日，临时自治政府成立，并在古老的鼓楼上升起了五色旗。在同一时刻，俄国大使馆却燃起熊熊大火。”

辩护方无法“破”，当然寄希望于“立”，也就是传讯己方证人，来证明松井等人与一个所谓“子虚乌有”的南京大屠杀没有任何关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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