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击日本的大方略：尊联攘夷

壹

春秋五霸奉行“尊王攘夷”，现在我们对付日本用的是“尊联攘夷”。联就是联合国。

在“尊王攘夷”中，“尊王”的直接含义就是尊周天子。“攘夷”就是抗击侵入中国的蛮夷。中国历史悠久，遭遇蛮夷入侵的历史也很悠久。自黄帝以来，蛮夷入侵中国的事就周期性出现。春秋时期是一个蛮夷入侵的新周期。

本来，攘夷就应该是周天子的事，但是，东周之后，周天子暗弱无能，诸侯不服。于是才有五霸的兴起，第一霸就是齐桓公，其帮手是大名鼎鼎的管仲管子。

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的秩序模式是“封建制”，也可以说是“礼乐制”。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把秦以后的秩序模式才称之为封建制，实为时代上的张冠李戴。至于把夏商周说成是奴隶制，完全是把欧洲的历史模式硬套在中国历史头上的结果，是中西历史上的张冠李戴，西冠中戴。

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奴隶制和农奴制，也不存在西方式的阶级。这个话题以后再详谈。

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封建制，非常类似于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每一个诸侯国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夏国、商国、周国，本身也是诸多的诸侯国之一。只是他们又是特殊的诸侯国，是诸侯国之间的领导者、组织者、话事人。其他的诸侯国，在涉及国家间的公共事务，以及国家间秩序时，愿意接受接受他们的建议和组织领导。

于是，夏、商、周作为一个诸侯国，又有一个特殊称呼：天子国。他们的国君也被称之为天子。

有些人说，夏商周的封建制，很类似于美国的联邦制，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比联邦制还要松散。

在美国的联邦制中，还是有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就是联邦政府，对其权限之内的权力，各州也是必须服从的。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对各州是有权力和法律上的硬约束的。而在封建制中，并无真正的中央政府，天子国对诸侯国也并无无硬约束。

诸侯国对天子国的尊敬和服从，是基于义理和德性的。一如在民间人们对于一些君子大人的尊敬和服从，出现了纠纷会自发去找这些德高望重的显达人士去评理，自愿接受他们的评理结果，自愿接受他们的领导。

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这里的“天下”值得是治理天下的政府机构，就是天子国的政府，以及治理天下官员，主要是天子。“天下有道”就是天子国的政府有道，天子有道。这时，其他诸侯国都愿意接受天子国的领导，国家间的大事、公共事务，都是由天子来出面组织和领导。

相反，如果天子变得无道，诸侯自然也就不愿接受天子的领导了，在诸侯中就会出现天子的替代者，就会“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当时，国家间的大事，其实也是天下大事，最重要的有两件，一件是祭祀，另一件就是战争。这就是所谓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两件事看似不相关，实则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消灾。祭祀是消除自然灾害，而战争则是消除外敌入侵的灾害，或内乱的灾害，主要是前者。

也就是说，在正常状态下，为整个中国，整个天下消灾的祭祀和战争，都应该由天子来主持和领导。这就是“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指的就是祭祀、祀，征伐就是战争、戎。

贰

在“礼乐”中，礼是指对行为的建议性的规范要求。乐则是指多人之间，在行礼过程中，时间上的同步、准时。

在上古时代没有系统化的日历。对每一次重大的公共活动，包括后来出现的祭祀，要确保所有的人都能按约定日期到场，就是需要借助结绳这个契约工具，进行临时的日期约定。

譬如约定十天之后所有人都到某地集合。所有的参与者，每个人都持有一根打着十个绳结的绳子，然后每过一天，就解开一个绳结。绳结为零的那一天，就是出发的日子。

这种靠结绳约定日期的做法，是中国最原始的日历系统，也是人类最早的数字化的日历系统。不妨称之为结绳日历。

结绳日历的根本目的并非确定每一天具体日期，而是为了确保所有成员的时间上的同步，让所有的人能够在同一天达到约定地点，参与公共活动，譬如参与祭祀。

这里的关键是，在结绳日历期间，每一个人都必须确保自己，每过一天都要按约定解开一个绳结，不能遗忘，也不能多解。但是，这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因为总会有人会错解、漏解。于是，当时就制定了很多规范要求，实施了很多帮助和补救方法。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乐”。因此这些所有帮助实现时间上同步的规范也被统称为“乐”。

“乐”就是用声音传递结绳日历的日期信息。钟、鼓、锣、琴等这些乐器，最原始的目的，并非演奏音乐，而是用它们的声音传递日期信息。敲几下、弹几声，就代表今天该解开第几个绳结了，或者处于结绳日历上的第几天了。而且可以通过中继的方式，传播的很远，以至于覆盖整个中国全境。

当时的组织者，会派一个靠的住的人，在结绳日历期间，专门负责解绳结，它的绳结就相当于官方的，最权威的。谁错了，可以找他询问。同时，组织者也会间隔几天，将正确的日期信息，通过“乐”的方式，即声音的方式，向这个结绳日历覆盖区域传播。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的战争中，是用鼓和锣来发出进攻和撤退的时间信号的，所谓“击鼓进军，鸣金收兵”。其实，鼓和锣充当时间信号功能，最早并非是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时期的结绳日历中。只是那是传递的是日期性信息。应用到战争中，是后来的事。

从甲骨文字形看，乐的原始功能并非音乐，而就是表达日期信号，帮助人们实现日期上的同步。礼乐之乐也是这个意思。

关于乐和乐器的传统日期的功能的信息，都隐藏在相关的甲骨文字形之中，然后被我破译了。以往描述都是基于这些破译信息。以后可以具体讲每个字形中所包含的具体信息。这些甲骨文包括：乐、鼓、锣、声等。

总之，礼乐是三代的制度和秩序，但它并无基于正式权力和法律的强制性，而只有建议性。在三代时期，在国家之间，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而在国家之内，又是以个人为主体的。天子国不能强制诸侯国，而国君也不能强制人民。

这就是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刑政”就是强制性的法律制度。“德礼”，就是“礼乐”，是软性的规范性建议。孔子和儒家反对“刑政”，就是反对基于强制的秩序、制度，主张礼乐，就是主张以个人自愿、自觉为基础的秩序、制度。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在民国之后居然被歪曲成相反的解释，是对人民的愚民和专制。其实际意思和上句话是相同的，都是反对刑政、专制，主张礼乐、自主。人民必须由着、顺着他们来，而不可对其进行强制性的管理。

叁

要进一步理解三代时的礼乐式的国际秩序，还需先理解“封建”一词的准确含义，原始含义。

甲骨文封的本字，或者说母字，是丰。其字形源于结绳日历机制，也是结绳文字。字形意思是在表达结绳机制中的一个状态：在解每一个绳结时，所有的成员都如约准确解开了。是在强调在解开绳结上的全员性。

所以，丰有满和大之意。也是封闭之意。后来封闭的义项独立出来了，丰加寸成一个新的独立的封字。

因此，封闭的封，并非用一个外在的容器，或实体性的边界去封，而是成员的满员、充满。如果说此时有一个容器的话，这个容器也是抽象的、逻辑上的，而非物理上的。这个容器就是结绳契约，也是结绳日历。这个契约容纳着所有的成员。所以的成员都履约了，都按约定解绳结了，就是丰、封。

封之所以有边疆、边界之意，原因有二。第一，当所有成员都履约了，这些所有的成员，在居住的地理空间上，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边界。注意，不是边界确定成员，而是成员确定边界。

第二，在具体的操纵过程中，在结绳日历期间，根据结绳日历机制，组织者，会派人帮助所有的成员去纠正错误，巡狩制度就源于此。巡狩的原始含义，就是定期检查成员的绳结解开情况，找到解错的，予以纠正。

这时就需要确定边界，否则就会漏掉一些成员。也就是说，这个边界，是因成员的居住地而划定的，完全出于这个区域或氏族的内部管理的目的。基于这个边界，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结绳日历区，一个独立的区域单元。

这意味着，结绳日历时代的作为“封”的边界、疆界，和后来的我们所熟知的边界、疆界，有着本质不同。后来的边界，是两国之间的领土边界。

郭沫若将甲骨文封解读为，通过栽树来确定两国的疆界，是肤浅的臆说。

总之，封是一个以结绳日历为核心的社会单元，它的边界就是这个结绳日历所覆盖的范围。这个结绳日历区的领导者、组织者就是“侯”。限于篇幅，先不具体解释了。在华夏大地上所分布的一个个的这样的结绳日历区，就是所谓的“诸侯”。

《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是对结绳时代的记录。但是，自汉以后，对“结绳而治”的真实含义，就无人能够真正理解了。因为结绳契约、结绳日历彻底消失了。而这些信息也同时保留在甲骨文字形中，连甲骨文也消失了，深埋在地下。

即便清末之后，甲骨文又重建天日，甚至到了民国甲骨文一度成为显学。但是，又囿于汉朝所形成的错误的象形说，甲骨文专家只会肤浅地对甲骨文字形进行望文生形地臆测，而看不到其中的结绳符号，读不懂隐藏其中的结绳日历机制。

在上古结绳时代，不仅没有系统化的日历，更没有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秩序，是通过结绳契约来实现的，其核心就是结绳日历机制。并按照一个结绳日历的覆盖范围，真个中国就分成了诸多的独立的管理单元。他们就是“诸侯”国。

同样，甲骨文国，也是基于结绳日历机制的结绳文字，所表达的就是一个结绳日历的覆盖区域。同样，所有的表示区域的甲骨文也都是如此。只是侧重不同的侧面。譬如：邦、乡、邑、城等。以后将对这些字具体解释。

也就是说，相对封闭和独立的诸侯国、封国，在上古结绳时代已经自然地存在。只是那时尚无正式的政府，也无正式的权力。

而后来的“封建”一词所表达的，是当政府和正式的权力出现以后，这些结绳而治的诸侯国、封国，就转变成有政府的有正式权力的诸侯国。而这样的诸侯国，需要天子国颁发一个承认和认可的证书。

而天子在确认一个封国时，所依据的标准就是，你在此前的结绳时代，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封国，即是否拥有结绳日历，所有的成员都服从于这个结绳日历。如果是，就认定你是一个独立的封国，独立的诸侯国。将原来的结绳日历的组织者，“封侯”。

这样封字有派生出一个新的含义，天才所认可，所赐予，即封赏、封赐。

但这也导致后人出现一个误解。认为天子有权力决定一个诸侯国的范围和国君。到了周朝，的确出现一个诸侯国，包括其国君，是天子凭借权力所封赐。但是“封建”的原始含义，只是承认、确认早已存在的诸侯国。即便是周天子所封的崭新的诸侯国，也并非完全可以脱离历史。

譬如，封微子启为宋国国君。因为宋地是商族故地。

肆

只有理解了结绳而治的真正含义，理解了诸侯、封国、封建的真正含义。才能真正理解三代时期封建制、礼乐制，才能真正理解封建时代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天子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然后，才能真正理解“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春秋时期，实际上就是一个“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

尽管周天子微弱，德不配位，尚未到昏庸到必须废掉其天子之位的程度。同时，齐桓公也并未强到令诸侯信服，可以对周天子取而代之的程度。此时，中国又面临蛮夷入侵，急需组织抗夷。

于是，在管仲的拥戴下，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策略。

“尊王”又两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是，尊周天子。此时他依然在名义上是天子，是众诸侯国的领导者。打出尊王的名义，可以在这个旗号下，召集其他诸侯国，联合起来进行抗夷。齐桓公本人，尚且不具备周天子的号召力。

所以这个尊王，其实就是“假王”，“假”使假借之假。借助天子的名号，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二重含义是，尊王道。从王的甲骨文字形看，它不仅可以指具体的王，具体的人，还指抽象的王道，就是礼乐式的基于义理的制度。后来孟子将这种制度称之为“仁政”。

这是中国固有的秩序和制度模式，形成于政府出现之前的上古结绳时代。纯正纯粹的义理文化和王道秩序，就是上古结绳而治时代的秩序。

因此，王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王道，另一方面则是可以建立和维护王道秩序的人。而且，王在结绳时代就存在。一如诸侯在结绳时代就存在。那时没有正式的政府和权力，诸侯和王都是民间的德高望重的君子大人，他们义务地为民众服务。

诸侯是一个区域内的君子大人，而王则是诸侯之间的君子大人，是君子中的君子，大人中的大人。诸侯负责本区域内的民众的协调，而王则不仅负责本区域的民众的协调，还要复杂诸侯国之间的协调。

尧舜之后，政府出现之后。诸侯和王都从民间的转变成官方的，由义务的变成职业的。

因此，齐桓公搞“尊王攘夷”，其实也是“攘夷尊王”，通过“攘夷”来保卫华夏固有的义理文化、义理秩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高度评价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要不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那时的中国就被蛮夷攻陷了，从而蛮夷化了。

另一方面，孔子又对管子在尊周天子意义上的尊王表示不满，因为他并非真正的尊周天子，而是以他为工具，是“假王”，以达到他和齐桓公的个人目的。所以孔子也认为管子是“管仲之器小哉”。

到了孟子时，干脆认为管仲五霸是“假仁义”。假也是假借之假。就是以仁义为工具，而非真正信奉和秉持仁义。类似于伪善。于是，就五霸极为厌恶。

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意思就是儒家对齐桓公、晋文公这些春秋霸主是极度看不起的，不屑于提他们所做的事。

从理论上讲，孔子孟子对春秋霸主的批判也是对的。但是，从现实上，“尊王攘夷”又何尝不是当时的最优解。

伍

以上是对“尊王攘夷”的含义，尤其是历史背景做了一个叙述。可能有人会感到有些冗长。其实我觉的还是不够长，交代的还是不够详细。需要一本厚书才行。不过在当今的自媒体时代，有深度的东西往往流量不高，又深又长的东西，看的人就更少了。

三代时期的封建秩序，以及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和当今的全球秩序和全球问题高度契合。

再次重复和强调一遍，究其本源来说，封建所描述的，是中国从无政府的结绳时代向有政府时代的过度。具体来说，就是将原来基于结绳而治的，属于一个个的结绳日历覆盖区的诸侯国，转变成有政府和正式权力的诸侯国。

只不过，中国历史的大规模的封建时期，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期，并一直持续到整个的三代时期。

而对全球而言，大规模的封建过程，却是出现在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纷纷脱离殖民统治，而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这些独立主权国家的也不是凭空而起的，而是基于其民族的文化历史和传统疆界的。而在此次建国前，很多也是无政府的、部落式的，有点类似于上古结绳时代的中国。只是他们的文明尚没有那时的中国发达，因为尚未出现义理的概念，尚未实现心性独立。

这些独立的主权国家，也需要被认可。只是这个认可者，不是天子，而是联合国。被联合国认可，然后加入联合国，这个主权国家才拥有国家上合法地位。

被联合国认可，一如被天子认可，就是“封”。

因此，二战之后，联合国的最重要的职能，没有之一，就是“分封”、“封建”国家。

二战后的世界，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就是封建时代。

所不同的是，联合国从未像中国三代时期的天子一样，被个世界各国真正尊重过。联合国也从未获得天子一样的权威和影响力。

根源在于，二战后的秩序，依然是一个以美欧国家为主导的霸权秩序。而联合国秩序则天然是一个仁政秩序，现在被描述为多边主义。

作为二战后的两大霸主，美国和苏联都是凭借自家硬实力，压根不把其他国家放在眼里，也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他们也当然是厌恶和不屑什么多边主义的，将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

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家独霸，更是肆意妄为，目空一切。

尽管联合国二战后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尊重。但是，自新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却兴起了一股结结实实的“尊联合国主义”。

联合国秩序本应该是多边主义秩序，但这种多边主义却一直被美国的霸权主义所压制。联合国也屈从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成为其附庸。

基于中国固有的义理文化，和仁政秩序，中国天然地厌恶基于实力逻辑的霸权主义，而欣赏和主张基于相互尊重的多边主义。

而且作为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中国也将义理和仁政的基因写进了联合国宪章。那时尚置二战期间，在法西斯敌人的压力下，同属反法西斯盟国集团的美国，也需要联合各国抵抗法西斯，因此当时也对这些内容表示同意。

二战一结束，美国霸权主义的一面变原形毕露。视联合国为自家后院，视联合国宪章为废纸。

而中国与美国恰恰相反，发自肺腑地支持与仁政相符的多边主义秩序，发自肺腑地认为，以相互尊重为基石的联合国宪章应该成为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

因此，自恢复联合国席位起，中国就主张尊重联合国，国际体系应该以其为中心，联合国宪章应该拥有无上权威。

事实上，在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前，中国就为这样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具体的落实方案。就是在五十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外交原则，而且一经提出，就被第三世界的国家所欢迎和广泛采纳。

其中的核心是互不干涉内政，已经成为非西方国家的广泛共识，和全球秩序的基石。最近几年，连欧美国家甚至也都逐渐开始接受这个原则。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唯有中国自古至今，其秩序就是建立在基于心性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的基石之上。中国之外，从不存在这样的秩序。目前国际上所流行的多边主义的说法，实际是一个概念和制度空壳，要想真正落地，必须引入中国的义理文化才行。

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和中国一贯的坚持和宣传，在全球秩序模式上，世界实际已经分化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以中国为首的尊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派。这一派认为，国际体系应该以联合国为核心，联合国是最好的国际间的沟通、协调和协作平台，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这部分就是以中国为领导的全球南方国家，退出G8的俄罗斯也加入进来。他们的重要平台就是金砖组织。改革全球秩序，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几乎是历次金砖峰会的恒定议题，被写入峰会的联合声明。

另一个部分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派，他们是轻联合国派，也霸权派，他们主张“以规则为中心”，从实力地位出发，绝口不提联合国宪章。

陆

高市早苗事件发生后，面对其挑衅性的武力威胁，尽管从军事实力上来说，中国已经远远高于日本。但是，在采取军事反制行动之前，中国首先做的是，援引联合国宪章，要行使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给中国的自卫权，以及敌国条款所赋予的战胜国特权。同时，站在维护二战秩序的角度，来审视和处理日本问题。

因此有人就认为，中国这个策略很高明，通过打二战秩序派，打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牌，占领法律和道德的制高点。

这样看就偏狭了。中国这么做不是打联合国牌，而是执行和落实一贯奉行的尊联合国立场。而且，联合国自身实际是虚弱的，没有能力帮助中国，只有中国有能力帮联合国。

在当前已经存在的军事冲突中，在所有的参与方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援引联合国宪章。在俄乌战争中如此，在巴以战争中如此，在一触即发的美国要打委内瑞拉的潜在战争中也是如此。

唯有中国在军事行动前，先搬出来联合国宪章。

以中国自身的实力，要对付日本，如果象美俄一样行事，也压根无需搬联合国宪章来为自己撑腰，其是它也压根称不了腰。

中国现在抬出联合国宪章，实际上是以中国的实力，来为联合国宪章提供背书和支撑。让联合国宪章，通过中国对它尊重，借助中国的实力，来获得尊重和权威。逐渐形成这样一个趋势和习惯，在以后的国际争端解决中，其他国家也都学习中国，以联合国宪章为最高标准，来进行评理评判。

概括地说，中国在对付日本上，大方略就是“尊联攘夷”。

事实尚中国不仅对付日本上如此，对付美国欧洲时也是如此。只是在面对美国时，不如面对日本时的实力优势那么大。

也就是说，在对付日本上，中国是站位很高的，并非单纯地纠缠台湾问题，日本问题，而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全球秩序的建设。

联合国很像春秋时期的周天子，尽管按照设计它应该是承载着多边主义秩序的，是其核心平台。但是，在美国的压制下，它一直也很像平王动迁后的周天子一样，非常暗弱。现在唯一真正有实力、意愿和文化基础去，象齐桓公尊王一样去尊联合国的，就是中国。

但是，和齐桓公不同的是，现在的中国尊联，并非是“假王”的“假联”，而是真真切切地“尊联”。希望通过这种尊联让联合国能够发展壮大，形成真正的权威、威望，从让多边主义的全球秩序可以得到真正的落实。

中国的“尊联”本身已经构成了联合国的变革，用中国的实力支撑，替代了美国的实力支持，用中国义理文化替换了美国的霸权文化。

变革的最终方向是，实现在全球事务上，“礼乐征伐自联合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