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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海

编辑|星海

《——【·前言·】——》

1950年的台北，夏天闷得透不过气。白色恐怖的风越刮越紧，街头巷尾都在传一个名字——吴石。他是“密使一号”，国防部参谋次长，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共谍”。

情报机关翻遍了台北的街区，也没查出他留下什么后手。唯一没人敢动的，是那户残破的吴家。因为在台湾的权力中心，有人把手挡在了他们头上。

代号“密使一号”

1949年秋，台湾刚刚度过最乱的几个月。政权从大陆撤来，军队、情报、行政全都混成一团。吴石穿着笔挺的军装，坐在“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办公室里，桌上堆满战区图和军情报告。没人知道他每天晚上在灯下抄写什么。

情报往来走的是秘密管道。朱谌之、陈宝仓、聂曦，一个个都是经过训练的老手。信件藏在地图背后、密码写在纸灰里。一张调防命令、一份军械表，足以改变前线局势。

那年冬天，情报系统出漏洞。蔡孝乾被捕，供出了整条线。3月1日的夜，特务叩开吴石寓所的门。邻居听到短促的敲击声，还有几句低沉命令。吴石没反抗，被带上黑车，车门一关，台北的夜又归于寂静。

他被带到保密局审讯室。灯光刺眼，桌上摊着电报译稿。吴石看了一眼，没开口。从那一刻起，案子就成了“吴石等叛乱案”。

军法会审

不到十天，卷宗堆满整个军法局的柜子。文件袋上编号整齐，第一号是“吴石供述”，最后一号写着“涉案人员处置意见”。每个角落都有人在抄录、誊清、加盖印章。参谋总部指示：“务必速结。”

4月7日，参谋总长周至柔亲自签报，成立“国防部高等军法会审庭”。蒋鼎文任审判长，韩德勤、刘咏尧为审判官。所有人都清楚，这案子牵动太多。一个现任次长、军界重臣，一旦定罪，就是震动全台的信号。

审讯在保密局地下室进行。房间密不透风，墙上只有一盏吊灯。吴石被带进来，双手被反铐。桌上摊着证物：一张军械调拨表，一封情报信函的残页，还有两张照片。审讯官翻着卷宗，语速极快。吴石低头，眼镜反着灯光，看不清神色。每个问题都得不到回答，笔录上反复写着同一句话——“被告不予答复”。

外头的气氛更紧。新闻处禁止任何媒体报道，只在官报上挂一句“破获重大叛乱”。军方内部流传着几种版本，有人说吴石已全招，有人说他拒不认罪。谁也不知道真相。只有一件事被确定——蒋介石亲批此案必须重判。

四月底，会审加速。卷宗被送到“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参谋部的印章一盖，全案转入终审。军法官轮班写判决书，案号是“劲功字第55号”。文稿上反复修改，最后一句写成：“各处死刑”。

5月30日，上午九点，文件正式签署。那天阳光刺眼，风却很冷。判决书一式三份，一份交军法局，一份送总统府备案，一份存档。签字时，周至柔的手抖了一下，墨滴在纸角。他在命令上停笔几秒，又落下自己的名字。

当天下午，命令下达到宪兵司令部。执行地点：台北马场町。执行时间：6月10日凌晨。通知书发出，军警开始封锁现场。那是台北的郊区，一片荒地，附近只有马厩和稻田。四名被告被押到看守所，单独关押。

那段时间的台北，街头弥漫着紧张气息。公车上、市场里、茶馆中，全在谈“匪谍案”。谁也不敢大声议论。晚报只登一句话：“叛乱罪定谳，依法执行。”没有名字，没有照片。所有痕迹都被抹去。

6月10日凌晨三点，枪声划破夜。马场町刑场灯光刺白，地上湿漉漉。四人被押下车，脚镣撞在地上发出金属声。行刑官照例宣读判决：“犯叛乱罪，各处死刑。”声音干哑。枪口抬起，短促的命令响起：“放！”
四声枪响，回声被雨吞没。

清晨，执行报告送到“国防部”。字迹工整，盖章完好。旁边附注一行：“执行完毕，无异状。”卷宗重新封存，编入档案。所有人松了口气。
这案子，从此在军界成了禁语。

案卷之外仍有回声。吴石的名字从名册上被抹去，他的家被查封，妻子王碧奎被拘押。情报系统继续延伸搜捕，白色恐怖在台北街头蔓延。被叫去问话的军官一个接一个，出来的人越来越少。

吴石的遗体没能归家，只留下编号。看守所职员说，他临刑前只要求一件事：把军帽放在胸口。枪响之后，帽子滚落泥地，被雨打得平贴。那一夜没人说话。
档案合上，台北恢复平静。

残卷与家属

清晨的雨没停。吴石被执行枪决的消息，在台北传开。所有报纸只刊一句话：“叛乱案四人依法处决。”名字没有，遗体去向不明。街头没有哭声，只有被风吹翻的报纸在地上滚。

吴家的门被封上。木门上钉了两张红纸，“查封”。窗帘拉紧，屋内的钟停在三点——那是吴石被枪决的时间。王碧奎被带走，孩子留在门口。十六岁的吴学成抱着七岁的弟弟，一直站到天亮。没有人告诉他们父亲去了哪儿。

几个星期后，王碧奎被移送军法局。罪名是“涉嫌通匪”。她的供词薄得像纸，除了“曾与朱谌之见面”一句，其余全写“无”。军法官盯着她问，为什么去见？她说那人是旧同僚。问得再多，她也只是低头。那段日子，她被单独关押，铁窗上方漏雨，衣服发霉。

第一次开庭判无罪。几天后，案子却重启。理由是“发现新证据”。二审判决书改成九年徒刑。她签字时手发抖，笔在纸上划出一条弯线。

姐弟俩从此没了家。每周要去情治机关报到，填表、签名、接受问话。人群里有人低声议论：“匪谍的孩子。”那标签一旦贴上，就再也撕不掉。吴学成不敢抬头，吴健成开始逃课。

夜里，他们睡在庙里。香灰的味混着潮气。偶尔有信徒留下饭菜，他们就分着吃。那年冬天，气温降到八度。庙门口的石狮长满青苔，姐弟俩缩在角落。没人敢伸手帮。

八月的一个早晨，狱方突然通知：王碧奎释放。理由是“无罪开释”。她被放出那天，天空灰得像纸。走出监狱门口时，鞋底磨破，脚步发软。文件上写得冷静：“限制人身自由四月六日。”没有人解释为何能出狱，也没人问。她只是被人带到郊外一间宿舍，发了两个月生活补助。

后来，王碧奎试着找工作。没人愿意雇。工厂说她背景复杂，缝纫厂看见她的登记表就摇头。她把孩子带在身边，靠卖缝线和旧衣过活。监视人员偶尔还会出现，隔几天来查。一次她被问：“有谁联系你？”她摇头。对方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

就是在那段时间，局势开始松动。街口的宪兵少了，探员不再守在门外。吴家的信箱重新能收到信。没有署名的信封，里面夹着几张新台币，还有一句短话——“好好生活。”
没人知道是谁寄的，邮戳模糊。那几封信，后来都夹在王碧奎的圣经里。

档案记载，吴石的遗属从此被移出“监控名单”。理由是“无再犯迹象”。这行字看似平常，却意味着有人在上层签了放行。文件没有落款。那年台北的权力格局复杂到极点，行政、情治、军方彼此掣肘。一个签字，可能换来一个家庭的喘息。

吴家的生活逐渐恢复。孩子重新上学。吴学成进入女中，吴健成考进市立建国中学。每学期开学，他们都按时缴上学费，从不拖欠。学校账册上写的捐助单位是“教会慈善基金”。谁也没追问。那笔钱，成了他们能留在台北的唯一支撑。

十几年后，这一页被尘封。档案被送入档案局，封条一层叠一层。谁签的字、谁下的令，都不再可查。文件留着，故事却被掩盖。

档案再启

七十年过去，旧案重启。2019年，台湾监察院的调查小组走进国家档案局。铁柜的门被拉开，灰尘扬起。卷宗编号“吴石等叛乱案”，纸页泛黄，封面上印着两行红字：“机密——不得公开。”

档案管理员戴着白手套，把卷宗放在桌上。第一页是判决书复印件，上写“（39）劲功字第55号”。纸角处有墨迹，署名仍清晰：周至柔、蒋鼎文。

文件一页页翻下去：讯问笔录、证物清单、执行报告。每个细节都严密到极致，没有一页缺失。调查员做笔记，边看边摇头。
没有“行政干预”的痕迹，没有“批示改判”的记录。

隔壁柜子里是“王碧奎案件”。文件薄得多。第一页写着“被告：王碧奎；罪名：通匪嫌疑。”结尾处是“判决无罪、1950年8月10日开释”。落款盖章，清晰可见。
这份档案推翻了外界传言。 没有“九年徒刑”，没有“七个月羁押”，没有所谓“三次批示”。只有冷静的法律流程。

台北马场町如今成了纪念公园。碑墙立着，刻着四个名字：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青草长得整齐，风从淡水河口吹来。那片地，曾是行刑场。现在游客会在石碑前放一束花，花色各异，花卡上常写同一句话：“谨以此花，悼念白色恐怖受难者。”

管理处的档案说明板上，写着简短的文字：“1950年6月10日，吴石等四人于此地被处决。”
没有感叹，没有修辞。

风从河面吹来，吹动碑前的花。游客离开，暮色渐深。草丛里有昆虫鸣叫。碑墙下的那一行字在灯光里闪着冷光——1950年6月10日。

那一刻，整个故事回到原点。吴石走进历史，王碧奎走出牢门，文件盖上红章。再没有旁白，也没有救赎。只有记录，只有那一声回荡在雨夜的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