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同时也便于您进行讨论与分享，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

文 | 六六鳞

编辑 | 六六鳞

《——【·前言·】——》

1950年春，台湾的空气里弥漫着紧张气息。国防部军法处的地下牢房里，一位青年军官——聂曦，被戴上手铐押往审讯室。据说他为了保护上级吴石，承认自己是地下党，将所有责任揽在身上。这个故事听上去像义气，也像宿命。那年，枪声在台北郊外响起，留下的只有几页审判笔录和一句无法验证的传言：他替别人死了。

密令、谍影与那场“无声风暴”

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岛上军情紧绷。情报机关忙着查“共谍”，军法处加班到深夜。就在这场风声鹤唳的肃清中，吴石案突然爆发。吴石是国防部高级将领，长期参与情报与参谋系统，身份显赫。军方内部震惊——一位受重用的上将竟被指控为中共地下党员。

案情像一根细线，从吴石牵出几个人名：陈宝仓、朱谌之、聂曦。聂曦只是少校军官，年轻、稳重、极少在人前多言。在后来的档案中，他被定为“联络人”。也就是说，吴石与大陆方面的消息传递，多由聂曦经手。

1950年春，台北的拘留所成了新闻焦点。吴石案进入军法审判阶段，文件上的罪名是“交付军事机密、通匪叛乱”。聂曦名列其中。不同于吴石那种政治地位，他只是个中层军官，却成了同案“主要共犯”。

档案显示，吴石被捕后曾否认部分指控。军事法庭调取了电台情报与传递文件，多项证据互有矛盾。就在此时，聂曦供述出现——“一切由我经手，与吴石无关。”这句话被记录在案卷中，简短、冷静。是否出于自愿，档案没有说明。

从那一刻起，聂曦的命运被钉死在纸上。判决书显示，他与吴石、陈宝仓同被定罪“共谋叛乱”，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1950年6月10日凌晨，三人被押赴马场町刑场执行。

同案执行记录上，吴石的名字排第一，聂曦排第二。没有更多描述，只有一句“执行毕”。那场枪响，让一段地下情报史突然终止，也让聂曦的“揽责传说”从牢房蔓延到民间。

揽责传闻与无法证实的忠诚

“聂曦为了保护吴石，主动承认自己是地下党。”这是后人口口相传的版本。可当研究者翻开军法档案，却发现文件里并没有写“主动揽责”四个字。只有一份供述，语气冷静得像工作报告：“所有文件均由我转交。”没人知道那句话是在怎样的环境下说出的。

台湾“国家人权记忆库”资料中，确实记录聂曦“担任联络人，传递机密文书”。这说明他确有关键作用，但“为保护他人承担全部罪名”的部分，没有档案支撑。很多人以为这是忠诚的体现，也可能只是后人对悲剧的一种浪漫补偿。

情报工作向来阴影密布，真假界线模糊。吴石的上层身份让案件极为敏感，军法处在处理时需要“定调”，而聂曦成了理想的替罪符。他地位不高、影响有限，供述恰好能解释“情报泄露路线”。无论是主动承担还是被迫认罪，他的沉默都成全了政治需要。

在多年后公开的审判笔录里，聂曦的字迹端正，签名工整。那一页被不少研究者称作“忠诚的注脚”。但忠诚的定义，在那个年代已经扭曲。有人为了信念牺牲，有人为了活命承认。谁是真正的地下党，谁是被推上断头台的棋子，史料至今说不清。

“揽责”这两个字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它像一种牺牲美学。在冷酷政治中，它提供了人性的缝隙——哪怕没人知道真假，人们也愿意相信：他不是被逼的，是在替别人守秘密。正如很多研究者所言，这种“信念补偿”往往比史实更顽强。

在吴石案的研究里，聂曦始终是个边缘人物。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陈宝仓也在大陆获得纪念，而聂曦的名字常常只出现一次，就被档案划掉。他被定为“共犯”，又被口口相传成“保护者”，命运讽刺得像一场反转剧。

更讽刺的是，军法文件上他与吴石罪名相同、刑期相同、执行地点相同，唯独动机不同。吴石被写作“策划组织”，聂曦被写作“执行传递”。这样的差别让后人不断猜测：如果真有“揽责”，那句供词可能正是掩护信号的一部分。

学界在讨论吴石案时，总爱提一句话：“在那个时代，沉默比狡辩更危险。”聂曦选择了沉默，命运也因此封口。是忠诚、是自保、是牺牲，没人能确认。可以确认的只有一件事——他和吴石在同一个清晨倒下，子弹穿过相同的黎明。

保人无门，政治机器从不犹豫

1950年六月的台北潮湿闷热，军法署外一整排吉普车整齐排列。清晨六点，执行命令送达，吴石与聂曦被同时带上车。沿路静得出奇，连风都像不敢吹。士兵们执行程序，一切都机械化。那天的记录写得极冷：“依命令执行，时间五时三十五分，地点保密。”

军法文件签署前，曾有内部讨论。陈诚在批示上留下一句话：“法无可缓。”这四字成了判决的定音锤。吴石的军衔太高、身份太特殊，案件不容反复。聂曦的“揽责”虽然引起注意，却没能撼动那条政治红线。

消息传出后，岛内舆论只看到“匪谍处决”几个字。新闻短短一行，连姓名都排在角落。没人知道，那份笔录在案卷里沉睡几十年。

历史学者后来在《传记文学》刊载的回忆录中指出，军法处的部分审讯人员其实对聂曦印象深刻。有人说，他面对问讯时没有颤抖，也不求宽恕。有人在备忘录里写了一句评语：“其人明知死，仍求独揽罪。”

政治机器不会为情绪停下。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写道，“党纪国法不可乱，叛逆必绝”。这句话显示出那种时代的冷逻辑——一个人再有忠诚，也敌不过体制的防线。吴石案便成了典型：当组织怀疑渗透，清洗比解释更快。

执行结束那天，雨下得极小。行刑场周围没有围观者，只有军方照相官记录现场。照片没公布，也没有新闻细节。档案中仅留“照像乙张，封存”。那张底片后来在“国史馆”档案中重新被编号，编号前一栏写着“保密期限解除：1993”。

几十年后，当这些文件重新被打开，人们才发现那份早年的签名——“聂曦”。字迹稳，不潦草。笔墨轻，却比千言重。那年他二十九岁，留给后人的是一行字和一段被隐藏的勇气。

被沉默的名字，后来被记住

吴石案的历史，并没有在那场枪声中结束。多年后，随着档案解密、史料对比、口述整理，这场政治审判重新被摆回桌面。台湾“国史馆”在2000年代公开了部分军法卷宗，学者发现许多案件细节被当年掩盖：讯问程序、供词笔迹、签名顺序，全都被重新核实。

研究者在比对卷宗时注意到，聂曦的自供稿与军法会议记录不完全一致——正式判决书引用的内容只取其片段，省略了“与吴石无关”一句。换言之，他为保护上级写下的话，从判决中被抹去。那一笔删除，让“揽责”变成沉默。

学界普遍认为，聂曦的行为属于地下党组织的“掩护策略”。在严格单线联系制度下，下级承担所有风险，上级保持切断。吴石虽未直接承认，但两份供述的互补关系几乎证实了这一逻辑。

吴石去世多年后，于1998年被大陆方面追认为革命烈士。此后，《国民党政军人物志》在附录中也保留了他的履历与案由，不再以“叛国罪”定性。聂曦的名字没上纪念碑，但在学术档案中被并列提及。历史的修正往往迟到，却终会抵达。

近年，《澎湃新闻》《联合报》陆续发表相关研究报道。评论中常提一句：“聂曦是那个时代的无名勇士。”不是歌颂，而是反思。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有人死于忠诚，有人活在恐惧里，而体制只留下判决书的冷印。

岛内历史研究者王御风曾说：“吴石案不是一宗案件，而是一个时代的X光。”通过这道光，人们看见了信念、恐惧与忠诚的叠影。

每当学者翻到那份陈旧卷宗的第一页，开头仍是那句古老的誓言：“责任我担。”短短四个字，把一个年轻军官的信念、孤独与命运，都封进了历史。

真实参考信源：

台湾“国史馆”藏：《吴石案档案》卷宗、《军法会议判决书》第214号

《传记文学》1985年第7期、1992年第3期

《中央日报》《联合报》史料回顾专版

《国民党政军人物志》（远流出版社，2003年）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吴石案背后：军法档案中的细节》

政治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论文集《战后台湾军法与政治整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