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拉斯克奖得主森和俊：过度追逐影响因子限制中国科研创新

中国科研体系对高影响因子期刊的系统性追逐,正在抑制真正的科学创新。日本京都大学荣休教授、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得主森和俊在香港桂冠论坛期间发出明确警告:过度依赖影响因子分配科研资源,可能使科学家难以从事高风险、高创新的颠覆性研究。这位未折叠蛋白反应领域的奠基人指出,许多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在发表之初并未登上高影响因子期刊,而中国当前的评价机制恰恰可能将这类突破性工作拒之门外。

森和俊的观察基于对中国科研环境的长期接触。他曾培养过五到六名中国学生,这些学生都表现优异,英语交流和学术汇报能力突出。中国科研资金充裕,人才储备丰厚,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快速提升。然而在这些表面繁荣之下,一个结构性问题正在显现:评价体系的短视正在扼杀长期科学价值的创造。影响因子作为期刊评价指标,仅反映论文发表后两年内的引用情况,这种时间窗口对于评估真正的科学贡献而言过于狭窄。

这一警告来自一位深知科学竞争残酷性的研究者。森和俊职业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恰恰证明了科学突破的不可预测性和长期性。1993年7月,当他的团队准备发表关于未折叠蛋白反应传感器分子的重要发现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彼得·沃尔特团队抢先在《细胞》杂志发表了关于同一分子的论文。这一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但森和俊团队没有放弃,补充关键实验后于同年8月将论文同样发表在《细胞》上。这两篇背靠背发表的论文共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更具戏剧性的竞争发生在转录因子研究阶段。森和俊花费两年时间鉴定出关键转录因子并投稿《细胞》,却被拒稿,理由是"仅有鉴定不足以发表,必须阐明作用机制"。就在他继续研究时,沃尔特团队在国际会议上报告了同一因子的发现,并提出了作用机制的解释。森和俊回忆当时的感受是"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但他的同事仔细分析后发现,双方对机制的解释存在差异,这让森和俊看到了机会。最终,沃尔特团队的论文在1996年10月发表,而森和俊团队证明了自己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策略创新决定竞争胜负

在与世界顶尖竞争对手的较量中,森和俊的制胜关键不是更多的资金或人力,而是研究策略的创新性。他开发的在酵母中鉴定转录因子的实验系统具有普适性,可以应用于其他物种。当沃尔特团队停留在酵母系统时,森和俊团队转向了哺乳动物系统,并借此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哺乳动物转录因子。这种策略灵活性使他能够在同一科学竞赛中找到不同的赛道,最终实现突破。

森和俊 图源：香港桂冠论坛2025

这段经历对理解科学评价体系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森和俊当时处在一个过度强调短期产出和高影响因子的环境中,他在遭遇第一次挫折时可能就会被迫放弃或转向。他被《细胞》拒稿后继续深入研究,而不是急于发表在影响因子稍低的期刊以满足考核要求,这种坚持最终带来了正确的科学结论。在当前许多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下,这种"奢侈"的坚持可能难以为继。

森和俊与沃尔特的故事还揭示了科学竞争的另一个维度。20世纪90年代,两个团队是完全的竞争对手,没有任何交流。1996年,他们在旧金山的学术会议上首次见面,森和俊当场指出对实验结果的不同解读,但没有权威科学家相信他。直到2002年,森和俊的研究证实了未折叠蛋白反应在人类哺乳动物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在B细胞向浆细胞分化过程中的关键意义,他率先获得了这一成果。此后,两人从竞争对手转变为朋友和合作者,共同获得了包括邵逸夫奖、拉斯克奖在内的六项国际大奖。

这种从激烈竞争到共同获奖的轨迹,恰恰说明了科学突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如果用论文发表后两年内的引用次数来评价这些工作的价值,很可能严重低估其真正的科学意义。未折叠蛋白反应研究从1989年开始,到2014年获得拉斯克奖,经历了25年。这个时间尺度远远超出任何基于短期指标的评价周期。

日本经验的警示意义

森和俊对中国科研体系的观察,部分源于日本自身的经验教训。21世纪初,日本政府提出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雄心目标,这一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但森和俊指出,这些获奖成果大多孕育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繁荣时期,当时科研人员能够自由开展研究,资金充裕且来源多元。他所在的研究所资金一半来自政府,一半来自工业界,这种平衡的资助结构为基础研究提供了稳定支持。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的科研政策发生了显著转向,更倾向于追求能带来即时经济效益的应用型研究,而非基础研究。这一转变引发了日本科学界的普遍担忧。森和俊强调,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根基,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应用科学终将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这一观点得到日本科学界的广泛认同,今年有两位日本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后,一些政客承诺到2030年将基础科研资金翻倍。但森和俊对此持谨慎态度,因为日本首相更迭频繁,政策连续性难以保证。

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具有镜鉴意义。中国当前的科研投入充足,人才储备丰富,正处于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上升期。但如果过早地将资源过度集中于短期可见的应用研究,或者用过于短视的指标来评价基础研究,可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在当前成果丰硕时期之后面临创新动力的衰退。

森和俊对影响因子的批评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战略性的。他指出,在一个迷人的新领域工作,即使发表了很好的论文,但短期内没有高引用,反而难以获得经费支持。这种评价机制会导致科学家回避那些真正开创性但初期受众有限的研究方向,转而追逐热门领域以确保论文的短期引用率。然而,真正的科学突破往往来自于对未开垦领域的探索,这些领域在初期可能只有少数人关注,但最终可能产生革命性影响。

重构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森和俊 图源：香港桂冠论坛2025

森和俊本人的投稿策略转变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尽管20世纪90年代他经常向《细胞》《自然》《科学》等高影响因子商业期刊投稿,但现在他不再倾向于选择这些期刊。原因在于这些期刊的编辑更关注研究的"话题性",寻找"令人兴奋"的故事,而非科学本身的严谨性和长期价值。他现在更倾向于选择由科学家而非专业编辑决定稿件是否进入同行评审的期刊,这种模式更能保证科学判断的专业性。

这一选择对年轻科学家而言可能是奢侈的。在许多机构的评价体系下,不在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论文可能直接影响职业晋升和资源获取。这种结构性压力使得个体科学家即使认同森和俊的观点,也难以在实践中效仿。改变这一状况需要科研评价体系的系统性改革,而非依赖科学家的个人选择。

一些国际科学组织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行动。旧金山宣言倡导不应使用期刊影响因子等基于期刊的指标来评价个人科学家的研究贡献。欧洲研究理事会等资助机构也在逐步调整评价标准,更多关注研究本身的质量而非发表期刊的声望。中国科技部等部门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扭转"唯论文、唯影响因子"的倾向,但从政策制定到实际执行仍有相当距离。

森和俊给年轻科学家的建议简洁而深刻:首先找到真正让你着迷的领域,然后制定合理的研究策略。他强调,作为新人进入一个已有大量研究积累的领域,必须有创新性的策略才能取得突破。他当年正是凭借分离转录因子的创新策略改变了研究轨迹,若没有这一策略,他可能会被竞争对手超越而被迫转行。这一建议的前提是科学家有足够的自由度去选择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和探索创新策略,而不是被短期考核指标束缚于热门但拥挤的研究方向。

未折叠蛋白反应研究对老龄化社会的潜在应用价值,进一步证明了基础研究的长期意义。这一机制在从酵母到人类的所有真核生物中高度保守,在线虫中的研究表明其破坏会缩短寿命,因此维持内质网功能对延缓衰老至关重要。沃尔特团队已经发现了可能有助于延缓衰老的化学物质。但森和俊提醒,将基础科学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需要很长时间,临床试验可能长达十到十五年。这再次印证了他的核心观点:科学价值的实现需要长期视角,短期指标无法捕捉真正的创新潜力。

中国科研体系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充裕的资金、丰富的人才和快速增长的科研产出为进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但评价机制的局限可能成为制约创新的瓶颈。森和俊的警告不是否定中国科研的成就,而是提醒决策者和科学界,真正的科学卓越需要超越短期指标的评价体系,需要给予科学家探索未知领域的自由和支持坚持长期研究的制度保障。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科研大国真正转变为科研强国,产出具有长远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