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被誉为抗战时期“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说：“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卢作孚，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抗战时期，他和他的民生公司做了什么？为何他被总书记誉为抗战时期“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爱国企业家 卢作孚

1938 10 11

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长江大桥的西侧，有一个宜昌大撤退纪念园。巨大的铁锚和“1938 10 11”这组浮雕数字构成的主题雕塑，静静矗立在长江之畔，交叠成特殊的时空密码，定格下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战记忆。

△宜昌大撤退纪念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侵占了北京、天津两地。随着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失守，江南告急。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随着国民政府战略西迁，长江水道骤然成为中国战略存亡的生命线。一艘艘轮船冒着日军的轰炸逆流而上，原本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岸的各机关单位、工矿企业、科研机构、高校院所开始争分夺秒抢运物资和人员。

1938年10月，随着日军逼近武汉，地处长江三峡出口处的湖北宜昌形成“栓塞”。当时，从宜昌一马路到十三码头，数公里长的江滩被密密匝匝、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至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时只有10.5万人口、主城区只有2平方公里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达到惊心动魄的最高潮！待运人员3万多人，待运器材9万多吨，可以说，当时全国兵工业、航空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精华，以及我们熟悉的很多文化精英都滞留在这里。

△当年的宜昌码头（图片来源：卢作孚纪念馆）

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长江是向西入川最重要的“黄金水道”。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 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民主”号抢运物资和人员（图片来源：卢作孚纪念馆）

此时的武汉已被国民政府放弃，宜昌与武汉的直线距离仅300公里，日军的飞机不停飞临宜昌投下炸弹。

更为严峻的是，自这年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而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民生公司单艘船的运载量只有200至600吨。依当年运力计算，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民生公司首艘轮船“民生”号

卢作孚是1938年10月23日武汉沦陷前夕从武汉飞抵宜昌的。他在一夜之间拿出方案，并坐镇指挥、亲历亲为，率领民生公司这支“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的，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并征用850只木船，征集3000名搬运工、上万名三峡纤夫，与各界一起努力，最终保住了中国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命脉，保住了民族经济最后的元气，为持久抗战提供了坚强后盾，创造出全民族抗战史中的一段奇迹。

广播剧《长江四十天》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真实史实。

△卢作孚在1939年

它为何会成为清华大学一堂经典的公共管理课？

在宜昌大撤退中，卢作孚力挽狂澜的法宝就是“三段航行法”。他创造性地将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三段，根据每段航线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调整不同的动力和船型，化整为零，分秒必争，来完成这原本不可完成的任务。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课堂上，程文浩教授讲述抗战中的这段历史已经22年。抗战中的这段历史，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堂经典公共管理课。

同一天出两版报纸这段故事是真的吗？

广播剧《长江四十天》开场即刻画了一个细节，说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重庆两地出了两版内容不同的报纸。

△1938年10月25日重庆出版的287期《新华日报》头版

如果您去过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很可能见过这里的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新华日报》当年的一台印刷机。

△国家一级文物 《新华日报》印刷机

这台印刷机，是负责《新华日报》筹备工作的潘梓年同志当年在武汉一家小报印刷厂购得。1938年1月11日，承担《新华日报》创刊号首印任务的，便是这台印刷机。1938年10月，这台印刷机正是由民生公司的船队运至重庆。可以说，它也是宜昌大撤退这段历史的见证。

剧中开场提到的“新升隆”号惨案，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惨痛记忆。

1938年10月23日早晨8点多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乘坐隶属泰昌公司的“新升隆”号轮船行驶到距武汉85公里的嘉鱼县燕子窝(今属洪湖市)的江面上时，船遭敌机空袭下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25人遇难，其中新华日报社16人。

1987年，在当年烈士安葬地，当地政府修建起8米高的纪念碑和烈士公墓。邓颖超同志为纪念碑题词：“新升隆遇难烈士永垂不朽”；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为烈士公墓墓碑题词：“洪湖市燕子窝新升隆殉难烈士公墓”。

还有哪些人物历史上确有其人？

广播剧《长江四十天》中，多位人物使用的是真名真姓。

肖林，本名肖本仁，江津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为党经商，筹集了大量革命经费，做出卓越贡献。

△肖林

肖林1936年进入民生公司工作，曾任卢作孚秘书。当年《新华日报》之所以能在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那一天，在武汉的办报地点遭到日军破坏的情况下，能在重庆同日出刊，其实正和肖林有关。肖林曾这样记录此事：

“1937年末，卢先生到了武汉。南京沦陷。当时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企业家、实业家文化界和民主进步人士大多到了武汉，顿时繁荣热闹起来了。那时，党组织找人向我讲，武汉《新华日报》先拿出一部分印刷机器运到重庆，以备将来武汉不能出报时，重庆可以继续出报。这时我向卢先生做了汇报，他同意派一条专船装运机器。当时许多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等机构需要坐民生公司轮船到重庆，卢先生都竭尽全力予以照顾。”

——肖林

事实上，从1938年7月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主持下，《新华日报》曾分四次向重庆转移。前面提到的“新升隆”号，是最后一次。

在广播剧《长江四十天》中，王铭章并未直接出现。剧中照顾难童的关团副等伤兵，是他的部下。

王铭章，抗日名将。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铭章名列其中。

△王铭章

王铭章是四川新都人，生前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军122师师长。剧中的伤兵即出自这个师。1938年3月，王铭章率川军41军不足3000人坚守滕县，面对日军重兵猛攻，他登城督战，誓死抵抗。经4个半昼夜激战，虽伤亡惨重但仍挫败日军南犯徐州计划，为台儿庄大捷创造有利条件。但终因寡不敌众，于3月17日壮烈殉国。当时他身中七弹，在最后发给上级的电报中誓言：“决以死拼，以报国家”。

正如剧中所说，当年王铭章的忠骸正是经民生公司的船队由武汉运回故乡新都。当时，抗日名将张自忠的灵柩也是由民生公司运至重庆安葬的。

△1940年民生公司的移灵专轮护送张自忠将军灵柩赴重庆

广播剧《长江四十天》中，还出现陶行知等教育界、文化界人士。

事实上，当年在宜昌码头滞留的文化名人数不胜数，许多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名流大家，都曾经历这场历史性的大转移。

作家叶圣陶在逃难的人群中，看到人们眼里的混乱和恐慌，写下诗句：“下游到客日盈千，逆旅麇居待入川。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这一情节，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三集借陶行知之口，将其吟诵了出来。

当时老舍也是经宜昌入川。他后来曾在文中写道：“宜昌城内天天有空袭，在这里等船的人很多。等了一个星期，民生公司一位黄老翁帮我们买到了票……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下面还有几十个难童。”他还曾在《四世同堂》的手稿中，记录了宜昌码头的装卸号子。

1938年10月的码头栈桥上，曹禺随抗敌演剧队途经宜昌，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他写下《全民总动员》的台词：“中国不会亡，因为有千万个宜昌在！”郭沫若在驳船上修改《屈原》剧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营造学社的测绘图籍在此换乘木船……难怪有人说，宜昌当时成了中国知识界精英高度集中的人才库。他们的安全撤离，逃脱虎口，成为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1938年徐悲鸿等文化界人士途径宜昌至重庆（图片来源：宜昌市博物馆）

众所周知，抗战以前，我国工业大都集中在沿海。抗战爆发后，沿海沿江的工厂企业纷纷内迁。民生公司在整个抗战中，抢运了几百个工厂的机器设备入川，包括宜昌大撤退中的机器设备，它几乎是中国全部的航空工业、兵工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前些日子成立的我国第100家央企中国长安汽车，其前身是西迁而来的第21兵工厂，首任厂长李承干是中共党员，去世多年后，他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才被公开。

当年到底有哪些人登上了民生公司的“诺亚方舟”？中国之声主创人员几赴宜昌、重庆，采访卢作孚先生的后人，以及宜昌大撤退这段历史的研究者，寻访查证历史踪迹。

“记忆中只记得那艘大船……”

广播剧《长江四十天》中，由大毛、小毛等组成的难童让人催泪。

抗战时期，由于大片国土沦丧，产生了一大批失去父母亲人的难童。据《大公报》推算，在逃往四川重庆等地的1500万难民中有难童400万。

1938年3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由妇女界进步人士倡议发起，以救济教养战时难童为宗旨的抗战爱国团体——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保育会当年的宣传口号是：“救助难童就是支持抗战，收养难童就是为抗日将士排忧解难。”在几年时间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共成立40多所保育院，收容流浪儿童3万多名，对难童进行新式教育，并一直培养难童到高中毕业能够自食其力为止。

△汉口保育院学生转运途中（图片来源：宜昌市博物馆）

在宜昌大撤退中，难童是极为特殊的群体。卢作孚不仅给所有难童免费，而且当1938年11月上旬，来到宜昌的难童达到10000余人、距离长江三峡枯水期只有20天的时候，卢作孚果断要求在宜昌码头启航的船只必须每船附带50名难童，否则轮船不许在宜昌和重庆码头停靠。

△民生公司老船票（图片来源：卢作孚纪念馆）

正如剧中表现的那样，在宜昌大撤退最惊心动魄的40天中，1938年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从宜昌港启航，率先登上“生命之舟”的，是300名由战时儿童保育院从华北、华东战区抢救出来的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瘦削的卢作孚亲自护送难童上船，孩子们齐声唱起了这首《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

△《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歌谱

很多年后，当这些当年的难童重新聚首时，他们依然能哼唱起这熟悉的旋律，清楚地记得当年逃难路上学会的这首歌。

为真实再现当年宜昌大撤退中的这一幕，广播剧《长江四十天》邀请深空少年合唱团录制了这首由田汉夫人安娥创作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

截止到1938年11月中旬，滞留在宜昌的难童全部运走，保育会设在宜昌的运接站共向重庆转运难童15000名。

事实上，广义的宜昌大撤退，从1937年下半年就已开始，一直持续到宜昌沦陷前夕。广播剧《长江四十天》所表现的这四十天，只是撤退中最高峰的一段。

在卢作孚的领导下，民生航运公司在整个全民族抗战中，共向前线输送了270多万抗日将士和无数武器装备，向大后方运送了150多万难民和数十万吨物资。冯玉祥将军称民生公司不只是爱国公司，更是“救国公司”。

而作为一家公司，抗战中民生公司也遭受了重大损失，16艘船舶被炸沉、炸毁，117名船员牺牲，76人伤残。

△川军出川（《大众日报》卢昱提供）

曾亲历大撤退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称宜昌大撤退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并不尽然。

敦刻尔克依靠的是整个英国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宜昌大撤退的指挥者，却是一位民营船运公司的实业家。

让我们以特有的方式，致敬这段历史。

△抗战开始，民生公司全力以赴投入战时运输中。图为支援抗战运输的民生公司“民苏”号航行在崆岭

来源：央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