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悲剧，并非偶然，而是千年历史中无数次上演的权力失控与主权让渡的残酷结局。

中国史书早已记载，从盛唐的安禄山之乱，到西晋的五胡乱华。都清晰地验证了：无底线的“授权”与信任，终将引来灭顶之灾。

合法性的让渡之路

权力的转移，往往始于一种合法性的让渡。

唐玄宗晚年极度信任胡人后裔安禄山，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军事与行政大权集于其一身。

本意是让他成为帝国边疆的忠诚守护者，不成想却埋下隐患，最终被反噬。

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从古时候就是个十字路口，不少民族来来去去。犹太人早在公元前就生活在那儿，但后来被罗马人赶走，流散各地。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英国成为这片土地的托管方。1917年，英国发布了《贝尔福宣言》，公开支持犹太人在此地建立一个“民族家园”。

一纸宣言，为后来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提供了最初的国际背书。这种“授权”更是在1947年达到了顶峰。

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将巴勒斯坦的土地强行划分。占当地人口约三分之一的犹太群体，获得了超过一半的土地，比例高达57%。

而那些土地大多是沿海的肥沃地区，对于世居此地的阿拉伯人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方案。但他们的反对，却无力改变大国主导的国际意志。

回顾更早的时期，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人，曾向早期犹太移民出售过土地。

然而，随着国际力量的介入，这种零星的土地交易，最终演变成了巴勒斯坦人无法拒绝的国际决议。

合法性的天平，就此发生了决定性的倾斜。

失衡的目标与能力

当“授权方”与“被授权方”在根本目标和发展能力上存在巨大差异时，局势的失控便成为一种必然。

唐玄宗的目标是利用安禄山稳固边防，维护帝国的统一。安禄山的目标却是取而代之，问鼎中原。

在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或许期望维持现状或在某种程度上共存。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无比清晰，那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民族国家。

犹太移民拥有强大的世界性组织，能够有效动员全球的资金、人才和政治资源。尤其在二战后，在美国国内犹太利益集团的影响下，他们获得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强力支持。

反观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内部派别林立，缺乏一个统一高效的领导核心。

此消彼长之下，犹太移民从最初的弱势少数，迅速发展为拥有强大武装和经济实力的政治实体。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反应过来，早已为时已晚。

破碎的土地与遗产

权力失控的最终恶果，是原有政治与地理空间的永久性碎裂。

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甚至借用了回纥兵力，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唐朝中央权威一落千丈，再也无法有效控制地方藩镇，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和内耗，最终走向灭亡。

巴勒斯坦的现实困境，正是这种碎裂的现代版本。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约70至75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流离失所，他们将这一天称为“纳克巴”，意为“大灾难”。

此后数次战争，以色列持续扩张，最终控制了几乎全部巴勒斯坦地区。

如今，巴勒斯坦的领土被分割成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两个互不相连的区域。以色列在西岸建立的大量定居点，如同楔子一般，进一步割裂了巴勒斯坦的地理空间。

政治上的分裂同样严重，法塔赫和哈马斯分别控制西岸和加沙，形成“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内耗严重，无法形成统一的对外力量。

巴勒斯坦超过500个村庄从地图上被抹去，70多万难民及其后代，如今已是超过500万的庞大群体，他们的回归权遥遥无期。

2023年10月以来的新一轮冲突，更让加沙地带90%的建筑损毁，160万人口流离失所，人道危机空前惨烈。

历史的回响与警示

与唐朝的动乱相似，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也源于中央政权对内迁少数民族的管理失当。

衰弱的西晋政权失去了对“五胡”的控制，最终导致政权倾覆，中原大地陷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

无论是古代中国的“东郭先生与狼”，还是“农夫与蛇”的寓言，都在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一个残酷的现实。

当既有的秩序出现松动或真空，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生存竞争逻辑就会凸显出来。善良与信任，必须以清醒的实力认知和明确的边界为前提。

结语

巴勒斯坦的悲剧，并非始于1948年的那场战争，也非1917年的那纸宣言。

它的种子，或许在更早的时候，当第一份土地被轻易出售，当外部力量的干预被低估，当内部的分裂被漠视时，就已经埋下。

一个国家或民族，一旦在核心利益上失去警惕，其后果可能是几代人都无法承受的创伤。

信息来源：浙江日报2023-10-10 千年宿怨,一朝如何能了?为你讲透巴以冲突的前世今生

20世纪大国政治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

艾公子著。 疑案里的中国史2[M].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