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中死难的32位县委书记

浙江陆军监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关押、残害政治犯，尤其是囚禁、迫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重要监狱之一。仅在1927年到1937年间，就关押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革命者1512人，他们中还有很多人在狱中被杀害，其中包括浙江的32位中共县委书记、8位共青团县委书记、4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代理书记）和14位省委常委。

县委书记，是我党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和建设的最基层的党委负责人，是我党政治制度史和党建工作史上极其重要的角色。在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由于革命形势的复杂性、艰难性，县委书记们除了确保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工作，更面临着残酷的牺牲和考验。在浙江就有这么一群县委书记，他们在革命的风云里，不忘初心、不怕牺牲，即使身陷“魔窟”一般的“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以下简称“陆监”）依然毫无惧色，继续勇敢地与敌人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陆监位于美丽的杭州西湖边（现今原址上建有望湖宾馆），曾是一个闻听便令人毛骨悚然的“魔窟”，以至于多少年来尤其是在民国时期，杭州有一句非常有效的吓唬小孩子、教育不良之辈的俚语：“要么坐小轿车，要么去小车桥。”因为这个陆监原址位于小车桥，老百姓也俗称其为“小车桥监狱”。

1928年，《时报》刊载有关浙江陆军监狱的报道（图源：《藏在运河里的红色杭州》）

其实自南宋以来，这里便是专门关押要犯、重犯的大理寺狱，一代名将岳飞就冤死于此。元明清三代，这里作为监狱的地位未变。国民政府对其予以改建扩充，用来关押军事犯、盗窃犯及其他刑事犯。1927年国民党实施“反共清党”后，这里几乎就成了专门关押革命者、共产党人的集中营。

在1927—1937年间，国民党竭力扑灭革命火种，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浙江各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和共青团县委书记，几乎都有被捕和被害的情况，而他们绝大部分被关押进陆监，其中有32位就被残酷杀害于此。如他们中的杰出代表，由县委书记成长为省委书记的徐英、病魔缠身无法行动而被抬着入狱又被抬着枪毙的县委书记叶天底、痛恨黑暗而坚决革命的林去病等。

“陆军监狱是莫斯科大学”

1927年4月，随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各地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幸免于难的共产党人不得不再次隐藏起来。是年冬，徐英临危受命，回到家乡金华武义，重建中共武义县委。奉命于危难之际的徐英不顾安危，东奔西走，千方百计联系失散的同志，又秘密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0月，新的中共武义县委成立，徐英任县委书记。

1929年1月，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徐英被任命为省委书记。此时的浙江省内白色恐怖加剧，基层党组织破坏严重，许多支部解体。为了尽快恢复各地党组织，重振旗鼓，徐英等几位省委负责人决定亲自到各地巡视，直接领导工作。

每到一地，徐英不仅详细指导当地党的工作，还总是教导当地负责人说，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在临安，徐英告诉县委书记邹子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没有个人的追求和打算，党的宗旨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一切从党的事业出发，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因党的活动有所恢复，渐渐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惕，他们摸索出共产党的活动轨迹后，派出大批军警四处搜查逮捕。为了保存实力，徐英将大部分执委派遣到乡下继续开展活动，自己坚持留守在宁波君子道三街4号楼上的特支机关。有些执委对他说：“在城里太危险，你也转移到乡下去吧。”徐英只是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这里可以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便于工作。”

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出生入死、积极工作，大批党支部重新建立起来，还连续成功地发动了几次工人斗争和学生斗争。1929年12月17日，特支机关被国民党包围，徐英在被捕之前，临危不乱，将党的重要文件迅速烧毁。

押解到杭州后，徐英被关进陆监。在狱中，他时常对难友们说：“法庭是战场，监狱是熔炉，陆军监狱是莫斯科大学。我们革命者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坚持与反动派战斗。”他还坚持每天带领难友们锻炼身体，做徒手操、八段锦。他说：“我们关在狭小的笼子里，终日不见阳光，什么病都会出来。反动派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身体搞垮，成为不能再干革命的残废人。所以我们要学习、要锻炼，准备出去再干。”

他领导狱中党组织成员编写了《囚徒歌》，创办了《火星》《洋铁碗》两种刊物，利用放风的机会向狱友传达党的有关会议精神，鼓舞士气、指导斗争。

被投入陆监后，徐英很快与狱中党组织负责人李临光、裘古怀取得联系。监狱条件恶劣，监狱长虐待囚犯的事情时有发生，不少难友死于狱中。为了改善生存条件，维护囚犯合法权益，徐英和李临光、裘古怀带领狱中难友积极开展绝食斗争。在绝食过程中，大家齐声高唱《国际歌》，悲愤高昂的旋律日夜响彻监狱，持续了整整3个昼夜。监狱当局被迫让步，接受了难友们的条件。

狱中部分难友合照，前排右二着黑衣者为裘古怀

绝食斗争胜利后，徐英强烈地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而要有所行动。利用“放风”的机会，他对裘古怀说：“我们不能在这等待死亡，要想法逃出去继续革命。”他和裘古怀一面设法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一面在狱中卫兵中做策反工作，努力创造越狱条件。就在年轻的革命者们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准备执行越狱计划的前三天，敌人有所觉察，并将原来的卫兵调走。

越狱计划的失败，令徐英预感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时日无多。果不其然，1930年8月27日，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进行了疯狂屠杀。临刑前，徐英与难友们一一握别，并沉重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也要被反动派屠杀了。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我死得太早了一些，因为我对党的事业贡献得不多。反动派既然决定我死，我一定要对得住党对我的教育，慷慨地付出我年轻的生命。我希望同志们完成我未竟的事业，努力奋斗，实现全人类崇高的理想！”

听罢，难友们含泪高唱《国际歌》。在歌声中，徐英最后向难友们挥手：“同志们，永别了！你们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你们该为我而努力，该为我而奋斗！我在九泉之下等待你们胜利的喜讯！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

当天遇害的同志还有：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中央特派员、浙江省委代理书记罗学瓒，省委军委书记杨晟，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监狱中共特别支部委员裘古怀，学生运动领袖、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南洋富商之子李临光，浙东北巡视员吴云以及5位县委书记赵刚（杭县）、余逸民（湖州县）、王屏周（永嘉县）、曹素民（绍兴县）、詹梓祥（海宁县）和诸暨县团委书记边世民，中共宣平县南乡区委书记郑士俊，此外还有叶自然、李海炽、陈金森等省内外党、团、军负责人等，共19人。

箩筐中的犯人

在陆监相继关押的1500多名政治犯中，中共上虞县委书记、上虞中心暴动负责人叶天底是唯一一个用箩筐抬进来的囚徒，也是唯一一个用门板抬赴刑场的囚徒。

1927年10月，浙东暴动计划被泄露，给浙江党组织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叶天底等领导人成为敌人搜捕的重点对象。11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派人到上虞逮捕了家中卧病在床的叶天底，把他用轿子抬到县政府。警察局局长亲自审问：“叶先生，只要你告诉我上虞共产党组织的情况，我可以替你求个情，让你留在家里治病。”

叶天底只是冷冷答道：“上虞的共产党只有我一人，我替劳苦大众做工作！”警察局长见叶天底神情坚定，知道说服不了他，第二天便弄来一个箩筐，将他装进去，押送至省党部，后关入陆监。

叶天底入狱后，病情日益加重，但他仍坚持与逞凶作恶的狱吏进行斗争。叶天底被用尽酷刑依旧守口如瓶，敌人便企图从政治上“软化”，劝他说：“只要你在自首书上签一个字，就可以释放。”叶天底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要我签一个字，我宁可死。”敌人又降低要求说：“那就讲一句，‘我以前走错路了’也行。”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天底走的是光明正大的道路，有什么错！”

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找来叶天底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劝降，结果同样被严词拒绝。计谋失败后，敌人仍心有不甘，佯装关心叶天底的病情，允许他“保外就医”。表面上让他出狱到杭州亲戚家里养病，实际上却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暗中派特务秘密监视。叶天底识破敌人的伎俩，在“监外就医”期间，拒绝一切探望，并对亲友说：“我天底相信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现在因患病被敌人抓住，我遗憾的只是我替党做事太少了。我既然被抓，就不免一死，我早就预备好，天为棺材盖，地为棺材底，为共产主义而死是光荣的。我要郑重告诉各位，谁要在我面前说一声‘自首’，那就是对我的侮辱！”敌人无计可施，不久又把他关进了陆监。

再次入狱的叶天底意识到敌人不会再有耐心了，于是在1928年2月3日给哥哥写了一封绝命书，其中写道：“我决无生路，不死于病，而死于敌人之手。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我决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2月8日拂晓，敌人用门板把病得不能动弹的叶天底抬到狱中刑场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叶天底撑着几乎瘫痪了的病体，挺起胸膛，昂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仅30岁。

烈士叶天底的遗书

视死如归林去病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共瑞安县委书记林去病便是这样一位铁血英雄。为了洗刷被称作“东亚病夫”的耻辱，他为自己取名为“去病”。他时常在进步报刊上发表爱国救亡的主张，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积极指导温州工人的罢工运动，深受群众欢迎。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林去病和同志们不得不转入乡间，继续开展斗争。1928年初，林去病担任中共瑞安县委书记，他以桐浦小学教师身份作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3月，接到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指示，要求温州加紧暴动的准备，林去病便立即召集各区的党组织负责人，商讨永嘉、瑞安、平阳三县的联合暴动。

由于考虑不充分，加之敌强我弱，暴动以失败告终，温州地区的革命随即跌入低潮。林去病竭力重整队伍，为了革命事业废寝忘食，身患疾病。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说：“医好自己身上的病是私事，医好社会的病是公事。现在反动派像毒蛇一样乱咬同胞，我们必须赶快去抢救，怎能为了私事而耽误公事呢？”

林去病义无反顾的斗争，使他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党组织为了保护林去病，于1929年3月间调他到宁波担任市委书记。由于浙江省委发送给各地党组织的信件被国民党当局拦截，联络地点暴露。

5月22日，林去病以及另外两个同志在宁波不幸被捕。被捕时，林去病一口咬定自己是上海布工厂的一名工人。敌人一时无法查明，便将他判处3年零6个月的徒刑后关进宁波第四监狱。在即将刑满释放时，监狱里出了叛徒，林去病的真实身份暴露，当即被送往杭州陆监。

1932年5月12日，林去病被押走，同狱难友见他视死如归，高呼文天祥的就义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去病将自己的一双布鞋脱下，送给难友，说：“留作永别的纪念吧！”然后慷慨就义，时年仅27岁。

烈士林去病的遗作

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20世纪90年代，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建造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在主馆以南约200米处的一座小山坡上，修起“浙江陆军监狱牺牲革命烈士纪念碑”，正面镌刻着陈云同志的题词“死难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是由苏渊雷教授（曾经被关押于此狱）所书的碑文。后来，在陆监旧址南缘，今庆春路边，树起一块石碑以述事存史，让人们永远记住那些曾经献身理想信念的赤胆忠心者。

浙江陆军监狱牺牲烈士纪念亭（图源：《藏在运河里的红色杭州》）

（责任编辑：樊燕）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