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原副总理，85年被错怪，邓公收回对他“胡说八道”的批评

1936年，他曾作为向导和随行翻译，协助埃德加·斯诺完成了名噪全球的《西行漫记》的采访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半官方外交领导者之一，拉开一生外交生涯。

对新中国谈判建交制度的创立、发展与付诸实践作出巨大贡献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这位外交才子颇为赏识。

在七十年代中美建交这一重大外交事件中，他更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1971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中方3人谈判小组的成员，被基辛格赞为“见过的最有能力的人民公仆之一”、“值得信任的朋友”。

此一人，便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黄华。

黄华，原名王汝梅，1913年出生于河北磁县，自幼目睹国家危难，中学时期接触马克思主义。

1932年，黄华就读燕京大学经济系。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当选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领导“一二·九运动”，组织学生南下宣传抗日主张。

次年，黄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以翻译身份陪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访问陕北苏区，成为《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成书的关键人物。

不过，有关黄华的这段经历，鲜为人知，由于他在书中隐去姓名，仅以“翻译”身份协助斯诺完成采访，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公开其贡献。

抗战期间，黄华历任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1944年，他参与接待美军观察组访延，主持翻译与联络工作，成为中共早期“外事组”核心成员。

这一阶段同时被视为中国外交的雏形，而黄华投身其中，以灵活的策略协调国际关系，为解放区争取物资援助，同时也锻炼和培养了外交能力，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

解放战争期间，黄华先后担任叶剑英秘书、北平军调处新闻处处长等职，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1949年，他还主持接收了国民党外交部，为新中国外交机构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黄华随周恩来总理参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担任代表团顾问与新闻发言人。在万隆会议上，他协助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化解亚非国家分歧，成功塑造新中国和平外交形象。

1960年代，黄华出任中国驻加纳、埃及首任大使，推动中非友好合作。他率团访问十余个非洲国家，促成多国与中国建交，被誉为“中非友谊的桥梁”。

1971年，黄华作为中央三人小组成员，秘密接待基辛格访华，参与起草《中美联合公报》。他提出将尼克松访华表述为“中方邀请”，避免外交被动，这一细节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修改，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里程碑。

同年，他率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推动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为港澳回归奠定法理基础。

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黄华与日本外相园田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反霸权条款；同年主持对美谈判，促成1979年邓小平访美。

1982年，他作为特使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与苏联外长会谈，开启中苏关系解冻。

除此之外，黄华率团前后出席了5届联合国大会，推动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他主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柬埔寨问题、阿富汗战争等议题上坚持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

1983年，黄华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推动涉外立法与议会外交。他担任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促进国际人文交流，晚年出版回忆录《亲历与见闻》，披露中美秘密谈判等历史细节。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黄华为“值得信任的朋友”，赞誉其“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纽约时报》评价他“以谦逊与智慧诠释了中国外交的韧性”。

同事凌青回忆，黄华重视“民间外交”，常与普通外国民众交往，展现“人民外交家”的特质。

他的妻子何理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这个人，整个生命都用在外交上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资深外交家的黄华，在外交生涯中也曾遇到乌龙事件。

1985年，全国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香港记者就中英香港问题对黄华进行了采访。

此时黄华已经不再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但仍是国务委员。

而就在他接受这次采访后不久，邓小平在接见香港记者时说，讲不在香港驻军是胡说八道。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阎明复找到黄华秘书，让他赶紧向黄华报告此事。

黄华得知后十分惊讶，忆及并没有记者向他提问驻军的问题，并马上自己的秘书找那位采访自己的香港女记者要录音带来。

只是这时录音已经中央办公厅要走了。

时隔了一天下午，阎明复才又联系上黄华秘书，说事情已经澄清。

邓小平收回对黄华的批评，在宴请包玉刚时，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说，今天首先澄清一件事情，昨天说黄华说可以不在香港驻军是不对的。

黄华知道后，终于如释重负。就在此之前，他还曾给邓小平办公室打去电话，用自己的党票作保证，没有在任何地方谈过有关香港驻军的问题。

2010年11月24日，黄华以98岁高龄离开人世，自此结束60载外交风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