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人郭洪涛回忆出狱后与谢子长接上联系被安排回陕北工作

十、经伪“反省院”出狱

1928年秋阎锡山为了用欺骗软化手段对付被捕的共产党人，在山西成立了伪’’自新院”.1931年夏，由蒋系国民党接管并改名为伪“反省院”。敌人企图通过它瓦解动摇政治犯的思想信仰，改变政治犯的观点，“感化”、“软化”、“同化”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敌人规定，所有政治犯都要经过伪“反省院”才能出狱。因此，对政治犯去伪“反省院”的问题，狱中党支部曾通过高举同志请示山西特委。刘天章同志指示:可以去伪“反省院”，争取早日出狱;但不得有反共言行.损害党的利益;可以履行例行手续。

这样，狱中同志都经伪“反省院”出狱。许多同志出狱后，继续投入革命斗争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我原被判徒刑7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伪国民党政府大赦，减刑1/3，刑期减为4年8个月。我是1927年冬被捕的，本应于1932年秋出狱，但到期敌人仍不释放，非要我去伪“反省院”不可。我经党组织同意，并遵照刘天章同志原有的指示，去了伪“反省院”。当时伪“反省院”没有党的组织，只有我和王卓如、何英才三名党员，我们团结在一起，遇事共同商量着办。在伪“反省院”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也可借到一些社会科学书籍我在那里读过《资本论》第一卷、《辩证唯物论教程》、《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敌人让政治犯看这些著作，本想作为“反而教材”，要政治犯“批判”，实际上适得其反。伪“反省院”当局规定，要定期写文章，我先后写过3篇，一篇是《从九一八到九一八》、一篇是《从九一八到上海抗战》，一篇是《世界经济恐慌与战争》。这些文章都是宣传爱国抗日的。在那里我和王卓如一道，自学了英文，我读过英文的《国家与革命》、《三民主义》和小说《恋爱与义务》等。

1933年春，我履行了找保的手续后，被释放出狱。我被敌人监禁了6年8个月，经过狱中的斗争和锻炼，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

在陕北参加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工作

一、出狱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我走出伪“反省院”的铁门，就见到了王文良(即陈诚)同志，心情十分激动，驱散了五年多铁窗生活积压在心头的烦闷。王文良同志是我在狱中发展的党员，他出狱后与山西省特委取得了联系，恢复了狱中支部与山西特委的联系。山西特委书记栗再温同志得悉我即将出狱的消息后，派王文良同志天天到伪“反省院”大门外等着接我。两人见面后，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我向王文良同志提出，由于多年受折磨，我的身体很虚弱，需要适当休养。

在伪“反省院”时，我与王卓如、何英才同志接触较多，王卓如同志先我出狱，他曾来信说他已经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要我出狱后到濮阳他家去休养一段时间，我请王文良同志将上述情况报告党组织，得到了山西特委的批准。

我在王卓如同志家休养了一段时间，身体稍有恢复。

王卓如同志已由冀南特委分配在当地搞地下工作。我要求党组织分配工作，党派我到彰德去搞地下工作，到了彰德.我没有正式的工作，一方面贩卖烟卷维持生活，一方面搜集些情报，向党反映。并在兵车上张贴标语，发传单.兵车到达郑州，发现标语、传单，当作条新闻还登了报一天，在街上遇到我在小学、中学的同学郭守身(郭子修)，他在高桂滋部队一个团里当副官.见我卖烟卷产生了同情心.要我到他那里去找个事做。我报告了党组织，冀南特委王从吾同志同意我去，并指示做兵运工作。我去后.伪团长艾捷只不同意录用.只得暂时住下。团里当文书的党员高仰云同志(建国后任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和我发生了组织关系。

我在这里找不到工作，特委又没有给我留下接头处，正在进退两难之时，遇到榆林中学时期的党员(已脱党)申世鑫，他告诉我:谢子长同志在陕北闹红军，在北平陕北的党员不少，可以找到他们回陕北去。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不久.高桂滋部队换防要离开新乡南下，郭守身要我离开，并给了我一套军装、护照和少量路费。我赶到邯郸去找党组织，但未找到。我记住申世鑫讲的情况，决定去北平。为着尽快找到党组织，天黑时扒上一列北去的煤车，到达石家庄时刚天亮下了煤车，举目四望一片陌生。走出车站幸好遇到一个穿军装的人，一听口音是陕北人，我就与他攀上了老乡。他带我到了北平，并送我住入延安会馆。王怀德同志也住在延安会馆，他说这里不安全，要我搬住榆林会馆。通过榆林会馆一位姓刘的党员，我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不久，榆林会馆的张介夫同志(建国后，任国务院建材部政治部主任)被捕，为了防止意外，榆林会馆姓刘的党员将我化装成大学生，送往沙滩的蓬莱旅馆。

那时，陕西省委的贾拓夫同志，陕北的崔逢运和鲁贲同志正在北平，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工作，要求向陕北增派干部，中央驻北方代表决定派谢子长同志和杨淮(担任西北政治特派员，后被榆叛变)回陕北工作。谢子长同志是西北革命领袖，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大革命时期，他在安定县（现子长县)组织农民协会，领导人民群众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民群众称颂为“谢青天”。大革命央败后，他与唐澎、李象九、白明善等同志于1927年10月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接着又参与了渭华暴动的领导工作。他与刘志丹、阎红彦两同志创建了西北抗日同盟军，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26军前身)，任总指挥，开辟了陕目革命根据地。1933年，他奔赴抗日前线，到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工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1933年底中央驻北方代表委派谢子长同志担任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领导游击战争。

二、陕北革命受到暂时挫折，党组织派我回陕北工作

谢子长同志决定回陕北担任西北军事特派员后，考虑陕北的干部十分缺乏，为开展工作，他多方物色干部。恰好那时我正在北平，一日谢子长、阎红彦两同志到蓬莱旅馆找我，对我谈了陕西的情况。谢说:陕北反动军阀采取极端反动的高压政策，残酷地镇压革命;红26军南下失政;一支队埋枪;陕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毕维周、王兆清、高录孝、高庆恩、崔明道、王守义等六位负责同志被敌人杀害，陕北革命受到了挫折，希望我与他一道回陕北开辟工作。谢子长同志还对我说:“我搞军事工作，你搞地方工作，同心协力把咱们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起来，绝不能让好不容易点燃起来的革命之火熄灭掉。”听了谢子长同志的这番话，我很激动，当即表示:只要组织上同意，我个人没有意见。子长同志高兴地和我握手告辞，并说准备尽快向党组织报告。

很快，组织上同意我回陕北工作，担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谢子长同志先我于1933年12月返回陕北.先到清涧，由陕北游击队二支队队长白雪山同志派人护送到安定西区。我留下参加驻北方代表召开的陕北党团特委委员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正好是在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那天召开的。会议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指派李华生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从陕北来的党团特委委员常学恭、崔逢运(崔瑞山)、鲁贫(鲁学曾)同志，新派往陕北的李铁轮同志(任陕北团特委宣传部长，后任团特委书记)和我。会上，陕北来的三位同志汇报了陕北革命斗争的情况后，李华生同志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指示中谈了国际、国内形势，并对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充分估计要我和李铁轮同志回陕北后，告诉陕北党团特委的同志，抓住有利形势.普遍发动群众，开展抗债、抗租、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等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进一步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肯定特委的工作成绩的同时，对安定(今子长县)一支队受挫后散了队伍、埋了枪支和二支队并入三支队这两件事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并且给陕北特委戴上了“犯了富农路线指误:对开展游击战争消极怠工”两句话的帽子.是不对的。事实上，那是由于没有工作经验造成的。由于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受认识水平限制来展开讨论。会土，李华生同志代表北方代表宣布:常、崔、鲁三位同志留北平另行分配工作;北方代表指示陕北特委的组成，由原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天同志仍任书记.马明方同志任宣传部长，张达志、高长久任特委委员派我任特委组织部长;马文瑞同志任团特委书记、崔田民同志任组织部长，派李铁轮同志任宣传部长。并说:谢子长同志和杨濮已离开北平回陕北工作。

会后，我即与李铁轮同志离开北平，于1933年12月下旬到达陕北佳县通过张达志同志与陕北特委接上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