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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陈赓说，是她追的我，傅涯笑，不解释，没人相信，但她就是不解释。

没有人相信，她看得上他

1950年，重庆郊外，傅涯一身灰布军装，肩背斜挎包，头发紧贴头皮，眼神警觉，不笑。

陈赓第一次见她，是在刘伯承的会议室外，他站在门边，端着搪瓷杯，看她从走廊尽头走来，一步不快，一眼不看他。

“这谁？”陈赓低声问旁边的警卫员，“傅涯，政工干事，傅森的妹妹。”

陈赓眼一亮，傅森，他认识，抗战时的上级，现在是‘历史问题’的处理对象，整天低头做笔记，不说话。

他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下，五分钟后，他从后门绕出去，走到那女孩面前。

“你是傅森的妹妹？”他问，傅涯点头，不笑，不说话。

“我听说你脑袋清楚、笔头子快。”他又问，她还是点头，盯着他看。

陈赓不恼，他习惯了别人怕他，也习惯了别人笑，但她不怕，不笑，他反倒更有兴趣了。

第三次见面，是陈赓自己创造的。

他故意安排了一场政工会议，把傅涯调来做记录。

整整两个小时，他讲得热火朝天，东一句“我们老傅家的闺女”，西一句“听说你弟弟念书好”，别人笑，她不笑。

会后，他走过去，说：“我能请你吃顿饭吗？”

“不能。”她说完，走了。

没人相信，陈赓追人会被拒。

他是军长，副院长，红一方面军的“老政委”，长征穿越雪山草地活下来的疯子，军里出名的三件事：敢打仗，会说笑话，命贼硬。

但他还真就栽了，“她已经和表哥定了亲，”王智涛跟他说，“你别瞎折腾。”

“定了又咋样？我喜欢她。”

王智涛骂他：“你疯了吧，傅森这档子事，她都快成‘重点监护对象’了，你还往火坑里跳？”

“越是这样越得跳。”陈赓说得干脆，“她值。”

没人知道，那天晚上他拿酒自己喝了一宿，第二天，他跑去找傅涯，站在她宿舍门口敲门。

她没开，他坐在门口，点了一支烟，第三天，他又去。

“你能不能别来了？”她终于开门，眼里有火。

“你要是嫌我烦，你可以说，我就想告诉你，我是认真的。”

“你疯了。”

“可能吧，我疯过很多次，但我从没追过人。”她愣住了，那天之后，她没再躲他。

她让他等三年，他真等了三年

1951年，贵州双曲村，傅涯被调到西南干校，上级没明说，但她知道，是因为哥哥的问题。

“你不许来找我，”她写信给陈赓，“这三年里，不许提感情的事。”

陈赓回了一封信，只有八个字：“不提，不退，不换，不忘。”

没人觉得他能等，他是陈赓，他换参谋换车换营房，就没见他换女人？但他真没换。

三年时间，陈赓在朝鲜打仗，回来养伤，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

饭桌上总有女干部围着他，连王震都说：“你小子是个花心鬼。”

他没回嘴，只低头喝酒，别人不信，他真信，傅涯那边，风声更紧。

有天夜里，她的日记被搜了，一个中队长把那本布面笔记本拍在她桌上，说：“你写这个干嘛？”

“写我自己。”她说，他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1949年春，重庆，见他。”

中队长冷笑：“他是谁？”她不说话。

1954年夏天，她终于从双曲村调回南京。

陈赓站在车站出口，穿着一身旧军服，裤脚都是灰，他把一束月季放在胸前。

她看见他那一刻，笑了，那天他带她去军区招待所吃饭，点了四个菜，一瓶酒。

她说：“我还没想好。”

他说：“那我等。”

“你等了三年。”

“我还能等。”

她抬头看他，终于说了一句：“那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结婚之后，我不做家属，我有自己的工作。”

陈赓点头：“你不许干涉我的军事，我就不干涉你干政工。”两人握了手，像签军事协定一样。

他们结婚没办酒席，只在南京郊区的一个军属院住了半个月，然后各自上班。

陈赓对人说：“我这老婆，是追来的。”傅涯站在他身后，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那笑太短，没人记得她有没有开心过，但从那天起，所有人都知道：陈赓怕老婆。

陈赓嘴上不承认，他说：“是她追的我。”战友都笑，王智涛说：“你那时候脸皮比城墙厚。”

彭德怀冷着脸：“还脸皮厚？我看是不要脸。”陈赓嘻嘻哈哈，把酒往嘴里灌。

“我老婆不是普通人，”他说，“你们这些当司令的，看不上她，我看得上。”

傅涯没再反驳他，每次听到他“乱讲”，她就坐在一边，翻书，不吭声。

她说：“让他说吧，高兴就好。”

他爱开玩笑，她不爱听

婚后第三个月，陈赓在南京军区干训班上讲话，话讲到一半，他说：“今天我老婆来了，讲得不对的你们问她去。”

底下一阵哄笑，傅涯坐在后排，头也不抬，照样记笔记，回家后，她一句话没说，把饭热了，放桌上。

“你不高兴？”陈赓试探，她摇头。

第二天他又去干训班，说：“昨天讲得不太好，我老婆批评我了。”台下全笑，傅涯没笑。

陈赓越来越“放肆”，一次去郑州，路过洛阳，他说：“顺便去接老婆回来。”警卫员不敢说话，他真去了，还在村里住了一夜。

“村里说你是去接媳妇的，”刘伯承问，“怎么，行军带家属了？”

“嘿，带兵接亲。”陈赓笑，“不然她不肯回来。”

傅涯听说后，冷了脸：“你再这样说，我真不回来了。”他笑着说好，但还是改不了。

别人都爱听陈赓说笑，傅涯不爱听，她在乎的不是话，是边界，她不想被看成“附属”。

她说得很清楚：“你是陈赓，我是傅涯，不是陈赓的傅涯。”

他说：“我知道。我是你的陈赓。”她没说话。

这就是他们的婚姻，吵归吵，边界分明，感情藏得很深。

但别人不信，一次军区茶话会，陈赓讲老故事，说傅涯当年‘被他追得逃到农民家’，底下哄笑。

彭德怀皱了眉：“你当着那么多人胡说八道。”

陈赓还笑：“我说的是实话。”

彭德怀拍了桌子：“那你脸皮还真是厚。”现场安静了两秒钟，傅涯低头喝水，没出声。

晚上回家，陈赓洗了碗，把厨房擦了个干净。

“我不说了。”他说，“再说你该把我发配去当文工团政委了。”她没笑，但他知道，她原谅他了。

她拒绝合葬，他没说话

1961年，傅涯病了，那年冬天，她从西安回南京，带着咳嗽，一咳两个月，陈赓听说，直接飞回来。

医生说是肺结核，可能并发肝病，她不说话，只问：“能走动不？”

医生说：“走得慢些。”她转头：“那就走吧。”

她坚持去军干所汇报工作，陈赓跟着，不拦她，只是把车门拉开。

“你这是干啥？”她问。

“我现在是你警卫员。”他说，她没回他，她病情反复，他没离开过三天以上，但军委有命，不能特殊照顾。

他亲自写报告：“不拖组织，我也不搞例外。”傅涯在旁边听着，说了一句：“这才像你。”

病情恶化前，傅涯立了遗嘱，“我死后，不与陈赓合葬。”

子女问：“为啥？”她只说：“我来得晚，他的心里早就埋过一个人。”没人敢问是谁。

陈赓听说后，一句话没说。

后来家人翻出她藏在柜子里的一封信，信里写着：

“我爱他，也尊重他，但我不能装作我就是他一生的唯一。”

陈赓读完，关门一整夜，第二天，他穿好军装，坐下开始整理他的日记。

傅涯还活着，但他已经准备好了身后事。

1963年春，傅涯病情稳定，他去广州开会，留下十页手写信，一页一页封好。

第一封写着：

“你要是死了，我也不久了。”

她没死，他比她先走，1961年底，他突发脑血栓，抢救无效，傅涯站在病床前，脸没表情。

医生问她：“要不要叫组织？”她说：“他已经是党的人，不需要我做主。”

出殡那天，她没穿黑衣，只系了一根白围巾，有人说她太冷静，她只回了一句：“他怕我哭。”

后来合葬方案报到她这里，她签了字，在“是否同意合葬”那栏写：

“不同意，请按他与王根英烈士的烈属关系处理。”

没有理由，也没人再问，有人说，她这样太绝情。

但她的子女说：“她不是不爱他，是太懂他。”

她最终一个人埋在南京，陈赓和王根英葬在一起，两块墓碑，风格不同。

一个是将军墓，一个是干事墓，没有鲜花，没有刻诗，只有时间，这就是他们的婚姻。

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也不是家长里短的琐碎，是一场拉锯战，一场长久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