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中国钱最多的4个国家，巴基斯坦排在第四，谁排第一？

在美债问题屡屡登上热搜的如今，许多人或许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同样面临着债务问题。

只不过情况与大众常规认知有所不同，我们面临的并非是自身对外负债累累的困境，而是作为债权方，手握大量他国债务。

时至今日，从中国借钱的国家早就突破了两位数，在这些借债国中，有四个国家的欠债金额尤为突出。其中，欠款金额排名第一的国家，欠的钱足以买下一座中小规模的国家。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对华债务的累积，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通过大规模基建将中国西部与印度洋贯通，使巴基斯坦在地缘经济中占据关键位置。然而，这种战略捆绑也意味着债务关系的必然性。

巴基斯坦经济的结构性痼疾加剧了债务问题。长期陷入“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军费开支庞大，与印度的对峙状态消耗着大量财政资源。

同时，外汇储备不足，却背负着沉重的外债负担，使得政府频繁寻求外部输血。

而且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巴基斯坦获得的西方援助减少，而IMF的贷款条件苛刻。相比之下，中巴本币互换协议等金融创新提供了突破美元霸权的途径，但也使得巴基斯坦更加依赖中国资金。

债务资金流向也揭示了巴基斯坦经济转型的阵痛。大量资金投入能源和交通基建领域，旨在提升国家实力。然而，项目回报率不高、地缘冲突频发等问题导致实际利用率不足，使得债务问题愈发严重。

地缘政治博弈也为巴基斯坦对华债务关系注入了特殊变量。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军事施压倒逼中巴加速军事合作，相关技术引进费用也成为隐性债务组成部分。这种以债务为纽带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改写传统地缘政治的运作逻辑。

«——【·委内瑞拉·】——»

作为全球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国家，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高达3040亿桶，这一数字远超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然而，其石油资源以重油为主，品质较差且开采成本高昂，早期完全依赖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设备。

尽管如此，石油出口仍长期占据委内瑞拉经济总量的95%以上，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得该国极易受到国际石油市场波动的影响。

2006年，中国开始向委内瑞拉提供贷款，双方达成“石油换贷款”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委内瑞拉以石油偿还债务，而中国则通过此举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并借此深化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

此后，中国对委内瑞拉的贷款规模不断扩大，至2007年累计超过600亿美元。

这些资金主要用于石油开采、炼油厂建设等关键项目，例如胡宁4区块、卡布鲁塔炼油厂等。

然而，这种合作模式也使得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

2014年，国际原油市场风云突变，油价断崖式下跌，给高度依赖石油经济的委内瑞拉带来毁灭性冲击。

作为该国财政支柱的石油出口收入骤然缩水，直接导致其无法如期履行对华石油偿债协议，债务规模在资金链断裂中持续攀升。

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国内油田基础设施老化问题愈发严峻，陈旧设备频繁故障、开采技术迭代滞后，双重困境下原油产能持续萎缩，进一步掐紧了石油出口的"生命线"。

在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之际，委内瑞拉政府曾提出以布兰基亚岛主权权益冲抵债务的非常规方案。

面对这一涉及国家核心权益的提议，中方秉持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明确重申主权平等、互利共赢的外交原则，强调债务问题应通过经济合作与资源优化配置等建设性途径解决，坚决反对任何可能损害国家主权尊严的偿债方式。

尽管如此，中国并未放弃与委内瑞拉的合作，而是通过深化油气合作、签署新协议等方式支持委内瑞拉的经济复苏。

例如，在2018年马杜罗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阿亚库乔区300口井一体化服务合同等协议，旨在推动石油上产和向中国增供石油。

委内瑞拉对华债务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该国对石油资源的过度依赖以及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得其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通过“石油换贷款”模式与委内瑞拉建立的紧密合作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债务问题。

然而，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中委双方仍在努力通过深化合作来寻求解决方案，以推动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

«——【·日本·】——»

中日两国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后，经贸关系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官民并举”到多元化合作的演变。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大量引进日本成套设备与技术，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这类世界一流技术的引入，直接推动了中日技术贸易的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解决了中国因外汇短缺导致的国际收支困境，但同时也为后续债务关系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援助资金最终转化为中国对日债务的一部分。

进入21世纪，中日经济依存度进一步加深。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日本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

这种互补性体现在产业链的高度融合：日本向中国出口高端零部件与精密仪器，中国向日本出口中间品与消费品。

然而，日本经济深陷"增长泥潭"的现实正倒逼政府持续加码财政杠杆。

根据最新财务省披露数据，日本中央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1270万亿日元关口，按当前人口基数折算，每位国民平均背负超千万日元的隐性债务。

面对人口结构加速坍塌的困局——老龄化率突破30%红线、生育率持续徘徊在1.3警戒线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通过滚动发行"世代债券"填补社会保障窟窿，这些债务凭证中约两成已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投资者账户。

其实日本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其经济模式的结构性矛盾。自1990年代房地产与股市双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采取"财政输血"策略维系经济运转，通过持续发行建设国债支撑公共投资，这种"以债养债"模式导致政府杠杆率从泡沫经济时期的80%激增至当前GDP的2.6倍，债务雪球在零利率环境下越滚越大，最终形成财政支出刚性扩张与经济增长动能衰减的恶性循环。

这种“举债发展”的模式虽延缓了危机，却使日本陷入“低增长-高负债”的循环。中国作为日本国债的重要海外持有者，其投资行为既是对日本经济现状的被动接受，也是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下的理性选择。

中日债务关系的形成，本质上是两国经济实力消长、产业链分工与全球金融格局变迁的产物。它既非单方面的“欠债”，也非纯粹的政治筹码，而是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经济互动的必然结果。

«——【·美国·】——»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凭借劳动力与产业链优势，对美贸易长期保持顺差。

中国企业出口商品换回大量美元，这些美元需通过结汇转化为人民币，才能在国内经济循环中使用，这一过程导致中国央行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

美国国债市场因其独特的属性，成为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配置方向。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强的债券市场，美国国债日均交易量达数千亿美元，足以容纳中国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同时，美国国债以美元计价，规避了汇率波动风险，且其信用评级长期稳定，违约概率极低。对于需要兼顾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外汇储备而言，美国国债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从美国视角看，国债发行早已内化为其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融资机制。

自1776年独立战争的硝烟中诞生以来，美国便将国债工具运用得炉火纯青——无论是南北战争时期为联邦军火库输血、大萧条年代用罗斯福新政基建项目托底经济，还是冷战期间与苏联军备竞赛的巨额开支，美国国债始终扮演着"国家提款机"的角色。

尤其在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中，美联储通过三轮量化宽松（QE）将国债规模推向30万亿美元量级，相当于其年度GDP的120%，这种"直升机撒钱"模式虽短暂激活市场，却让美国国债如滚雪球般膨胀至历史峰值。

面对美元霸权下的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国在2008-2013年期间曾阶段性增持美国国债，但随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浪潮兴起，中国迅速启动外汇储备结构调整的"组合拳"。

一方面，通过建立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等举措，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连续13年增持黄金储备至2226吨（截至2023年），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布局3000亿美元基建投资基金，将外汇储备从单一美债配置转向多元资产组合，逐步构建起"去美元化"的资产防火墙。

尽管如此，美国国债在中国外汇储备篮子中仍占据不可替代的权重。截至2023年末，中国持有的8163亿美元美债规模虽较峰值缩减近40%，却仍相当于其年度进口额的1.3倍、外汇储备总额的23%。

这种"减而不弃"的微妙平衡，既折射出中国对美元资产流动性的现实需求——毕竟纽约债市日均3万亿美元的交易量仍无可替代，也暴露出全球货币体系转型期的路径依赖困境：在超主权货币缺位、区域货币联盟碎片化的当下，美国国债仍被视作危机时刻的"终极避险锚"，这种矛盾性存在恰恰印证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中美债务关系的本质，是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缩影。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美元，再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实现储备保值；美国则通过发行国债融资，支撑其财政支出与经济需求。这一过程既体现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也反映了中国在维护金融稳定与资产安全之间的平衡策略。